六四屠城之後不過幾個月，《明報》首腦查良鏞即與中共修好。我身為《明報月刊》總編輯，唯有調整編輯方針，多談文化，少講政治，政論盡可能用所謂諫諍語調，顛倒黑白的文字，則還是一篇不取。查良鏞對此頗為滿意，來示嘉許。
不過，我這時已萌去意，一九九零年尾遞上辭呈。查良鏞叫我到他辦公室，挽留說：「你還年輕，另謀高就，要多賺點錢，理所當然。這樣吧，我計劃《明報》開辦英文版，共兩大頁，你兼任主編，加點薪水，好不好？我會請人助你一臂。」我答應了。
編輯《明報月刊》，其實已經非常吃力，尤其是我審稿除了看內容，還執着文字，務求每一篇都文從字順，往往要費心改寫，加上編英文版，工作更加繁重，當時雖然年輕，漸漸還是支持不住。幸而查良鏞不久請得一人，在他辦公室任職，但可以助編英文版。
那人是個年輕女郎，據說來自新華社，花容月貌，但英文好不好，我不知道，因為請她分擔編務，她從來不理。我沒奈何，只得訴諸明報集團管理委員會。但那女郎是查良鏞親自聘用的，管理委員會也拿她沒辦法。換言之，編《明報月刊》之外，我還得獨力承擔英文版編輯工作，名義上有人協助而已。
這樣撐了一個月，我再度遞上辭呈。查良鏞這一趟不挽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