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去世，社會響起一片頌揚聲，我無以加焉，不妨談談當年在他手下任職的經歷。
我加入《明報月刊》，任總編輯，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事。上任第一天，查良鏞召我到他辦公室短敍，說創辦月刊，旨在發揚中華文化，促進中國民主，而要促進民主，與其對中共不留情面大張撻伐，不如多進諍言，善加獎借，誘其走上正道。這方針我當時絕對贊同。當時正值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人人都滿懷希望。
但是，六四槍聲響起，希望一時都變成絕望。查良鏞親撰《明報》社評，說對中共不必再存幻想，什麼諍言獎借，都不會有用，這些話我當然也贊同，隨即廣邀健筆，對中共口誅筆伐，略無顧忌。這樣過了將近半年，其間我工作非常用心，讀者反應也很不錯。到了年底，卻傳來風聲，說查良鏞要恢復諍言獎借的方針。我最初不大相信，認為他在六四之後既然說得那麼清楚，立場不可能幾個月就改變。我繼續打鼓罵曹。
於是，一九九零年初，一年一度加薪的時候，我是月刊同事之中唯一不獲加薪者。查良鏞向下屬傳達意旨，習慣不落言筌。雖然他從來不炒人魷魚，我也不能逆其意行事。
一九九一年初，我辭職他去，在《明報月刊》前後只工作了二十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