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于漸教授在facebook上貼了一篇2017年中所寫的舊作，文章開宗明義說：「回歸前的20年相比，經濟增長明顯地放緩，經濟不均亦比前惡化。」
究竟香港經濟表現不濟的原因是甚麼？王教授將重點放在人口和勞動力，更指出一直以來香港的全要素生產力都領先新加坡，但自2000年代起兩地的差距收窄，甚至到2010至2014年，新加坡終於超越了香港。
細心閱讀王教授舊作，發現當中有段文字，似乎與通篇文章的脈絡格格不入；王教授提到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教授（William Fogel）的經濟史研究，指19世紀美國就算沒有建成鐵路網，頂多亦只會拖慢整體增長的0.25%。
假如將王教授舊作跟昨日38名經濟學家聯署支持明日大嶼的公開聲明，合併一起閱讀，實在頗堪玩味。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兩篇文章有何必然的矛盾。事實上，坊間對東大嶼發展計劃最尖銳的矛盾對立，就是人口政策。
順帶一提，支持東大嶼發展的經濟學者所持最大的理據，是項目合乎成本效益。我雖然讀過經濟學，但在一眾學院的殿堂高手面前實在不敢班門弄斧。但好歹我也當過管理人員，對控制成本這課題還是有點第一身的經驗。在商場上，所謂的風險管理，就是確保項目可以在預算中的時間和開支下完成，而方法只有一個，就是要將超支超時所構成的成本，透過合約條款恰當地分攤到負責的每個人身上。然而，公共項目要做到這一點，實在難過登天，尤其是涉及到官僚和政客，要每個人都為超支超時負責，更可謂癡心妄想。或者，有份參與的經濟學者可以從制度學派的合約理論，提出更具體詳盡的方案，讓公眾安心。
話說回頭，坊間有輿論認為東大嶼計劃將提供的住宅單位，剛好脗合每日150個的單程證配額，從而得出結論，指東大嶼是「新香港人」的「殖民地」。這個數字上的巧合，我個人主觀相信是純粹的巧合。畢竟，將幾十萬新移民都安置在一個新開發的地區，不但會帶來許多社會文化的後遺症，對「社會工程」也沒有好處。其實對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政策有所認識都知道，要透過城市規劃和房屋編配達到族群融和，最好的做法是人為地在不同社區吸納不同族群的人口，然後再配合教育和語言政策來建立共同的身份認同。
被迫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漿摔角
毫無疑問，反對東大嶼計劃的聲音當中，有不理性和感情用事的，但也不能排除當中有人提出理性和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反對原因。反過來說，支持明日大嶼的人，亦何嘗沒是純粹為撐而撐的人？將不同意見標籤，雖然是辯論中常見的伎倆，但是對社會達成共識卻半點好處都沒有。
哲學點說，究竟有誰可以在任何時間都絕對客觀地分析事情？答案是：沒有。正正由於我們每個人的觀點或多或少都有主觀成份，所以在公共政策的範疇需要有各種制度和程序去處理矛盾，達成共識。無論是少數服從多數，抑或信仰威權代表，其實都是民粹。可惜，特區缺乏真正可以處理社會不同價值觀的場所，又有太多「重中之重」的事情是身不由己的，結果所有人都被迫陷入意識形態的泥漿摔角，甚至一向謙謙君子的學者身在其中，亦不自知。
利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