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28日，重慶一輛公共汽車因有乘客與司機爭執，令巴士衝過大橋的圍欄，跌入江水中，造成全車人死亡或失蹤。這是近期中國眾多巴士、列車爭執事件中後果最嚴重的一單，但類似的事件一再發生，顯然並不偶然。
當然，可以批評干犯那些事的人是罔顧公德，個人操守有問題；也可以批評有關的司機，不顧念全車乘客的安危，罔顧自己的專業身份。但有人會說，因為中國地方大人多，所以發生類似事件的機率才會比較高；有人或者會說，中國地方差異大，人口質素確實還有需要提高的地方，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又有人說，這是你們香港人及外邊的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鏡看中國，這些年來中國社會及中國人都富了有錢了，你們只是眼紅，才會把這一類事件放大，不放棄每一個可以醜化中國人及大陸社會的機會。
如此把問題歸咎於個人，或者反客為主，把批評者視為帶有惡意敵意，從而把批評一筆否定掉，這些都是最容易的選擇，但顯然都不是解決問題應有的態度，也無助於把問題處理好。特別是當問題已非偶然及單一事件的時候，用這樣的說法開脫根本就是掩耳盜鈴。
最令人憂慮及失望的，正是因為中國大陸今天人人財大氣粗，黨強官惡，民富國蠻，由政府到人民，都有一種心態，只能講成就，不肯正視問題，不敢承認自己的問題與不足。魯迅先生在近百年前對中國社會的種種苛刻無情的診斷，似乎還是歷久常新的洞察。
百多年前，社會學家涂爾幹要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自殺現象。在此之前，所有自殺的行為差不多都會被標籤為精神有問題，或者是當事人個人意志薄弱，不能承受壓力或抵受不了挫折。總之千錯萬錯，只是個人的錯。但社會學家的研究，就是證明了當這一類看似只是個別的行為發生得越來越頻密的時候，其普遍性實際上是有其社會及文化基礎的。
當面對急速的社會發展及轉變時，既有的秩序受到破壞，原有的價值及社會規範陷於崩潰，這一類從零散的個人表現出來越軌或偏差的行為，便會變得越來越廣泛。只把問題及其後果歸咎於個人，不去正視造成這些行為的社群及文化因素，是不可能把問題有效處理或解決的。
麻醉國民 強調追求財富
中國社會今天面對的問題，當然也是社會轉變急速。40年的改革開放，固然帶來了急速的經濟發展，但同時引致傳統價值觀念的崩潰。加上文化大革命之前幾十年也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對傳統秩序及社會道德造成了嚴重的損害。突然而急速的開放及經濟發展，又未能有新的及牢固的規範及標準來填補。面對傳統價值的花果飄零，中共政權為了麻醉國民，要扼殺公民社會的發展，就只能片面以標榜追求經濟發展及個人發財作為社會進步的唯一指標，也只能以這一種極之功利及「唯物慾主義」的發展觀作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這一種所謂「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中國特色」的發展形態，經過幾十年的育成，便變成一個十分功利、有權大晒、爾虞我詐的社會新文化價值。
加上政府帶頭不守法，不斷視憲法及法律如無物。所有憲法、法律條文、守則、政策及規定，都可以隨意由掌握權力的人去曲解操弄。國家領導人、政府官員等等，也可以公然在各種公開的渠道隨意舞弄成文的規定及法律，有時更是流於不懼臉紅耳赤，懶理各界信或不信，總之權力在我，敢做敢說，你們又可奈我如何的態度。社會便難以建立具契約基礎的行為守則及規範。
在這種由上至下帶動的社會氣氛下，公眾怎有可能培養出一套重視法規，認真對待公德及社會規範的人文習性？法規還帶有懲罰性，在公權力的嚴密監控之下，可能還能發揮一點點震懾的作用。但在公共生活領域，公共道德的淪喪及社會規範標準的崩潰，又未能確立新的標準，或者說當只能以權力、財富及處境性的強弱基礎作為行事的準則，這樣的社會其實就是典型的所謂「社會失範」了。
當中共及中國大陸在片面歌頌經濟改革開放40年的豐碩成果時，是不是也應該同時反思一下，這樣的社會在下一個40年又將會走向何方？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