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孚最知查良鏞，他知查先生志不只在寫小說──雖然只寫武俠已成為不可一世的金庸，查先生還辦報編雜誌，還讀史寫政論。金庸筆寫楊過的狂郭靖的俠，但他不狂也不俠，但他是造俠者。羅孚只可惜其一生，命還不算好到頂，未趕得上得到毛澤東的青睞，未被請入中南海，深宮作客跟毛大談韋小寶，只趕上會見鄧小平和江澤民，否則會遍三朝元首，豈非人間佳話？
我記得羅老說過的這些話，漏夜翻出政論集《香港的前途》，從頭到尾又讀了一遍。《香港的前途》收錄一百二十八篇社評，從一九八○年二月，寫到一九八四年四月，這四年間其實寫了兩百五十篇，這只是一半的篇幅。全書的結論，查先生說得很清楚，並縮寫成一道公式，印在封面上：自由＋法治＝穩定＋繁榮；－（自由＋法治）＝－（穩定＋繁榮）。只有具備「自由與法治」，方能保持「穩定與繁榮」，負數的自由、法治，產生的是負數的穩定、繁榮。
這些政論每天見報的時候，均同時譯成英文，結集出書的時候，同時有英譯本出版。政論當然是寫給讀者看的，但更是寫給中英兩國官方看的。結集成書，書前複印了兩篇報紙的原件，一篇是八一年二月十九日寫的〈必須使三方面都充分滿意〉，另一篇是翌日寫的〈關於香港未來的一個建議〉。三方面當然就是中國英國和香港，「一個建議」有三點：香港是中國的領土。香港現狀不變。中國如決定收回香港，應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國。
整本書是這個建議的申述，在提出這個建議後不久，八一年的七月中，鄧小平在中南海接見了查先生，會見之前，查先生說，香港的將來對於中共並不是難題，鄧小平胡耀邦一旦了解情況後，就能擬出妥善的辦法來。可圈可點的是，查先生後來成書時補充說，他最初提出的四個字是：「安定繁榮」，後來中英共同公報的中文則用「穩定繁榮」。
對於中英雙方，大概局面穩定就夠了，查先生說那是統治者的要求。對於香港人，「安定」比「穩定」更好。「安定」是「安全太平」「心安理得」的精神狀態，那是老百姓的要求。查先生想站在老百姓的立場，為王者出主意。因為他欽佩和信任鄧小平，「鄧小平不會說過不算」，對中英政府也抱有積極樂觀的期待，查先生過人之處是，卻又能以最穩當的態度，先作最悲觀的估計。造王者不能不疑慮的是：「一九九七年之後他們不掌權之時，中共的接班人也能遵守諾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