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梁羽生以「佟碩之」為筆名，寫了篇〈金庸梁羽生合論〉，把金庸「修理」一番，有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依然值得討論。例如他指金庸在《射鵰英雄傳》鬧了「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笑話，第二十九回寫靖、蓉求見段皇爺，先過「漁樵耕讀」四關，樵子唱了三首〈山坡羊〉，黃蓉也答唱一首〈山坡羊〉；但梁羽生發現這幾首詞都抄自元曲，而黃蓉和樵子是南宋人，豈非時代錯置？這種批評跟網民捉電視劇「膠位」，毫無分別，而金庸亦確實斷正，你猜到他怎回應嗎？
金庸以〈一個「講故事人」的自白〉正面迎擊，理直氣壯，頭頭是道：「我以為在小說戲劇中宋代人不但可以唱元曲，而且可以唱黃梅調，時代曲。山西人的關公絕對可以講廣東話，唱近代的廣東調［……］任何歷史小說中的人物，所用的語言必須是現代化的，司馬遷寫史記，就將《尚書》中堯舜等人古奧的對白『現代化』（漢代化）了。如果認為宋人不能唱元曲，那麼宋人說話『的了嗎呢』更加不可以了。」
金梁之爭，隱隱對照了陳寅恪、錢鍾書之間一場「暗戰」。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指《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不合史實，因為華清宮長生殿是「祀神之齋宮」，「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唐玄宗、楊貴妃怎會在那兒談情說愛？（Why not？其實我覺得仲浪漫）陳寅恪對白居易詩的箋證，類似梁羽生對金庸的批評。錢鍾書看不過眼，後來在《宋詩選注》不點名回應陳大師：「假如單憑內容是否在史書上信而有徵這一點來判斷詩歌的價值，那就彷彿要從愛克司光透視裏來鑒定圖畫家和雕刻家所選擇的人體美了。」若金庸來一招「借花敬佛」，把錢氏妙喻信手拈來，那就如虎添翼了。
但你以為金庸贏了筆戰嗎？後來《射鵰英雄傳》出第三版，金庸為了補救「宋代才女唱元曲」的破綻，在〈山坡羊〉一節大做文章，新增了「楊老者」一角，由他代表金庸向讀者（以及黃蓉）解釋：〈山坡羊〉其實始於唐代，流傳已久。時間證明，金庸的確害怕愛克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