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近日指出，有些人在評論政府政策的時候往往誇大數字。他還說不知道這樣做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要評論政府的政策及其他社會事務，有時確實要訴諸數據。就算是理念之爭，如果能夠提出有力的數據資料，也可加強說服力。理性決策就更應該要有足夠的科學數據，以保證公共資源會得到善用。
近期有一些數字確實令人感到疑惑。而且，類似這樣的數字偏差，可以說是越演越烈，問題最嚴重的似乎正正在於政府。
例如《施政報告》突然提出要把建議中的填海規模擴大到1,700公頃，與土供組的諮詢基礎差別很大，也與政府自己提出的2030+規劃完全不一樣。特首面對市民提問時，除了提出長遠需要及土地儲備兩個較為空泛的說法作理由外，就再提不出有說服力的理由，也說不準新提出的出自甚麼規劃基礎。或許局長也可以先嘗試了解一下，這是刻意、惡意、還是純粹創意？
高估效益 低估成本
剛通車不久的高鐵又是一例。政府對於乘客流量的評估一改再改，而且嚴重誇大。當初要說服市民接受這個項目的時候，就對乘客量作出最樂觀的估計。每天會有八萬多人會乘搭高鐵這個數據，首先便是來自政府。當年除了用這個數字說明這個投資物有所值之外，更一再保證可以透過營運收回成本。但到高鐵落成之後，政府便改口，一時就說這樣的政府基建項目是社會投資，不一定要以收回成本作目標；另一時就說，雖然不一定能夠達到原先計算的乘客量，但這條鐵路帶來潛在利益就難以評估。
類似這種情況，在新近通車的港珠澳大橋就更明顯了。大橋開通之後頭四天的車流總量，還未達到原先預期的一天流量。
對於這些工程落成之後能夠產生的效益遠低於評估數字，政府總有另一種說法。運房局局長陳帆說，在開通初期可能需要時間觀察，市民也要時間去適應。這種講法令人還能夠保持期待，也不能說這個說法沒有道理。但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每天的平均流量低於預期中的最低數字，政務司司長竟然說這是「預期之內」，這就令人摸不着頭腦了。「低於預計中的最低使用量」，竟然是「預期之內」，這個「預計的最低使用量」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政府提出這個數據還有甚麼意義？是不是只是拿來開玩笑，還是想搵香港市民笨，或是想在立法會申請撥款時蒙混過關？
要說服市民、要導向輿論、要尋求立法會撥款的時候，政府總是會把這些項目的使用量大幅度高估。每一個大型項目都是如此，難免令人懷疑是刻意誤導。
另一方面，政府總會對這一類大型項目的成本作最樂觀審慎的估計，絕不誇張。在提出項目的早期，每一項都是成本效益甚高的社會投資，每一項都是本小利大、物有所值。但在興建的過程中，涉及的建築開支便會因為各種各樣的理由不斷上升，然後一次又一次向立法會要求追加撥款。反正洗濕了個頭，加上立法會內的建制派從不介意自己放棄在公共財政上的角色。工商及部份專業界別的議員也樂見政府大灑金錢，讓他們代表的利益集團及背後的金主可以大做生意。結果是無論最終會否變成大白象，總之肯定就會是大花筒。差不多可以肯定，類似的情況會在未來的填海工程中重蹈覆轍。
看來這樣的誤導及數字上的偏差，不是出於無意或純粹創意，更可能是刻意。對香港各方面數據掌握得最清楚的其實就是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作較為精準的政策評估及推算，數據有偏差往往也只是權力不對等及政府資訊缺乏透明度的結果。
香港的政治團體大部份受到制度的擠壓，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及空間從事長遠而精準的政策研究。從事政策研究的智庫，大部份也是官味甚濃，主要職能就是幫政府的政策打邊鼓。政府在處事上的標準不一，更加深了市民對今天出現的基建項目數據偏差之憤怒。
作為政府官員，當然有理由希望各方面都做得更精準。但首先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為甚麼政府自己引用的數據會比所有評估偏差得更嚴重，又偏差得這麼徹底及經常。這一種偏差顯然已經不是大意。以「刻意」及帶有「創意」的誇大失實來欺騙公眾，看來已經成為政府慣用的手段。局長可能首先該推動政府由自己做起，糾正這種不誠實及「有意誤導」的施政作風。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