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紐約和電影，有非常微妙的三角關係，甚至不必靠活地阿倫客串淫媒，時辰一到也痴痴纏纏打成一片。怎麼講呢？從巴黎飛越大西洋，八小時左右的旅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一般搭客的正常消磨時間方式不外看兩部電影，但遭新航高級娛樂系統寵壞的眼睛和耳朵，嚐過甜頭後絕對不肯屈就，面對法航以朦朧美取勝的熒幕，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偏偏左鄰右舍寬宏大量，毫不介意在惡劣環境下接收光影，我的視線又不爭氣，輕輕一掃隔牆花便移作兩家春，算是波及也好譽為惠及亦罷，總之無聲無息成了偷香的瞥伯。新兵入伍輪流削髮的畫面，一望而知是史丹利寇比力克的《烈血焚城》，馬上記得三十一年前的初夏在曼赫頓遇上它盛大首映，興高采烈約了朱姓朋友看第一天第一場，去到戲院發現街上人山人海打蛇餅，兩朵平日最怕擠迫的空谷幽蘭竟然沒有打退堂鼓，乖乖站在距離票房兩條街的龍尾，一步一步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可笑的是，我們其實並非誠心捧大導演場，只為一睹男主角馬菲慕甸風采。當年朱先生鑑賞男明星的品味，和我相當接近，譬如哥普拉的《局外人》，令普羅大眾驚為天人的是湯告魯斯，我們都嗤之以鼻，齊齊愛上麥迪倫。馬菲慕甸憑《追鳥》成名，更受歡迎的是另一主角尼古拉斯基治，幽蘭們也是攜手背道而馳，單單垂注觀眾緣較薄的一個。《烈血焚城》隔了十年，我們又在紐約看《大保齡離奇綁架案》──為的當然是謝夫布烈治，但散場後交換意見，卻不約而同提起戲中閃現三秒的一張唱片，Eric Andersen的《藍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