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拍賣市場屢有須磨上款的齊白石畫作出現。有問須磨是何等人？那怎說呢？
當年陳寅恪說黃秋岳是「世亂佳人還作賊」，那是一種惋惜，也是一種批評。但黃秋岳事件的背後，就有須磨的身影。那時須磨是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時黃秋岳任國府行政院簡任二級秘書，而秋岳兒子黃晟任職外交部條約司。經須磨的游說，黃氏父子向須磨出賣情報。事發，父子俱受極刑。在此事中，須磨是引誘和發蹤指示者。須磨也和黃秋岳一樣的多才多藝。須磨懂六國語言，能詩、能畫、富收藏。在戰後須磨也遭過懲罰。以此而言，須磨一樣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但須磨本人並不視「黃秋岳事件」為大事，他甚至是沒回憶，沒悼念，這似乎是近於輕蔑。他只承認「在我一生當中，我認為曾做過一番空前絕後的大事」，此「大事」是指一九三一年在廣州當領事時，處理「橫亙於中日兩國之間的癥結──滿洲問題」，他以造成驚天動地的「九一八事變」為「大事」。
對「黃秋岳事件」的不足掛齒，或以為，是從事情報行業須「冷酷」吧？不過，這問題且先擱一下。容後再談。
在此，要說恰成對比的是：須磨是如何面對齊白石其人其藝？可留意到，那分明是另一副心腸。他可是齊白石的伯樂和鍾子期。這到底是須磨自己的性格的分裂？性格的矛盾？抑是性格的互補？又或者是家中長輩的遺傳或薰陶？
說遺傳和薰陶是稽之有據的。因為一九三二年七月出任上海公使館一等書記官時，須磨曾拜訪鄭孝胥。鄭孝胥在《日記》中就記下：「日本領事館藏本英明偕須磨彌吉郎來訪。須磨能華語，自言祖、父皆好書畫。」
按須磨在《中共心影錄》說：「記得當我在一九二七年的秋天，赴任北京的時候，齊白石的畫，很少人理會，我卻把他稱做『東洋的塞尚』，向德國的陶德曼、美國的約翰遜兩公使一番吹噓之後，他的名氣也逐漸大起來了。」
又：「日本人到北京來的，也都對他的畫，另眼相看，並以人手一幅為榮了。最後，齊白石終於給美國生活雜誌，列為世界大名畫家之一。」
到日本戰敗後，須磨被盟軍總司令部列為A級戰犯，在巢鴨呆了三年，最後獲不起訴。其後，他又兩次當選日本衆議院議員，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下旬，須磨還應邀去北京，能順道向齊白石作最後一次探訪。須磨有文字記下最後會見齊白石那人性的感傷面。
他說：「十月四日早上，我也不去詢問對方方便與否，便訪問了被稱當代第一的畫家齊白石。九十四歲的他，現在除了是畫苑大師以外，還帶着一個人民代表的銜頭。我自負曾經助過他一臂之力，他所以能夠成為今日般名聞遐邇的人物，至少，我的推介，是發生過影響的。單憑這一點來說，我相信他總不致讓我吃上閉門羹的。於是，乃決定事前不予通知，就登門趨訪了。他住在跨車胡同第十五號，坐落的房子並不很大。我問那個守門的老翁他是否在家，出乎我意料的是，那老翁竟毫不猶豫地說出『不在家』三個字。小孩子卻是天下最天眞誠實的傢伙，站於門傍，年齡大約在六七歲左右的一個，對我說出了跟那老翁相反的話。我便很客氣地向那個老翁道出來意，並說我是從日本遠道來此的，很願意獲得一個機會向齊老先生致意。
『齊先生為了人民代表的事，每天都很忙，同時因年事已高，行動不大方便，所以不得不謝絕客人的訪問。前些日子，也祗是見過周恩來總理一面而已。』老翁說。
我仍然不肯罷休：『我也許是不同的。無論如何，請你替我遞張片子，看他意思怎樣。若他果眞不願接見，就無話可說了。』
半晌，看門人的回報卻是齊白石極樂意與我相見。齊白石雖然說是年紀老邁，那時他卻還能夠作畫。我一直被帶進他的畫室。……齊白石看到我，馬上放下畫筆，站起身來跟我話舊。他已經是九十四歲了，精神倒矍鑠。據說，耳朶稍差了，僅可聽到終日在傍侍奉他的女性的聲音。右手亦不很靈活。那時，他正在畫着一幅小品的牽牛花的圖幅。歡談片刻後，我稱讚他底山水畫得好，並坦白地表示：如果可能的話，希望他割愛一些給我。齊白石對我表示，他自己亦想保存一些作品，但假如我一定想要的話，就把一幀七十二歲時的作品『水連天』送給我。後來，他竟索性連那個從湖南湘潭起，一直對他提攜的姚華所畫的『四君子圖』，也拿出來了。在他那些動作裏面，隱隱暗示一種酬報，他的成功，姚華和我，與有力焉的成份在內，我私下感到欣慰。……」
讀到此，是感覺到須磨的熱心。而前文視須磨為「冷酷」就不成立了，試想：誰會看得起出賣自己國家的人？
至於須磨要買黃秋岳所供的情報，那須磨是為自己國家工作。也是總領事的份內工作。中國古代陳琳有句話，「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而戰後，須磨和他的整個國家也受懲罰了。但這不等於須磨就要欣賞那些為錢賣國的卑劣，所以須磨不屑將此形諸筆墨了，又或許是，須磨一直是在鄙視着黃秋岳父子。而與此相反的是，看須磨和齊白石的相處，卻是如此一片純真。
須磨彌吉郎是一九七〇年四月逝世，享壽七十有七。他遺下的大部分藏品，在千禧年前後，由其長公子須磨未千秋陸續捐贈與京都博物館，數量有九百數十件。另外，也有不少藏品流入拍賣場，是由新一代收藏家承傳。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