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趙紫陽總理和英國首相共同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在趙紫陽誕生100周年即將到來的時候，香港和內地會有很多人，通過輿論保衛《中英聯合聲明》、保衛香港自由。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制定的，香港民主派的代表李柱銘、司徒華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作出了重要貢獻。由於1989年六四大屠殺，基本法的修訂過程受到了扭曲，被塞進了反映六四的第18條第4款和第23條，這是香港基本法的重大缺陷。但從整體來說，香港基本法符合《中英聯合聲明》，只要排除極個別條款的實施，維護基本法，就是維護《中英聯合聲明》。
在今天，香港自由受到兩方面的嚴重威脅，一是北京極左派，二是香港極端派──香港民族黨和香港共產黨。北京當權派中沒有極右派，所以，北京當權的極端派，只有一種，就是極左派。而香港極端派有兩種，一種是打着反「殖民」、主張「香港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另一種就是「不排除武力起義」的共產黨。
在人類五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政治運動中的極端派，往往是以「正義」和「真理」名義，不顧一切追逐個人影響和權力的一小夥人，他們的全部策略，只有一個，就是標榜自己是強大而邪惡勢力的、勢不兩立的敵人，企圖贏得廣大民眾的同情和支持，而最後導致邪惡勢力得逞。看一看法國大革命中的極端派吧，他們以反對獨裁面目出現，而不擇手段攫取權力，當他們掌握最高權力的時候，他們的專制獨裁遠遠超過路易十四，他們實行專政，製造恐怖，把大批溫和的民主派和無辜者一個又一個推上了斷頭臺。1989年7月14日，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慶典時，法國總統密特朗說，「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路易十六性格十分軟弱，法國三級會議出現衝突，如果獨裁者太陽王路易十四，他就會強行解散議會。路易十六既不敢解散議會，擔心自己遭到英國查理一世的下場，又不能填補法國財政的虧空、平息民憤，1793年1月21日，被密特朗總統稱為「好人」的路易十六，最終推上了斷頭臺。革命的結果，是當權的雅各賓派施行革命恐怖，對大批溫和的民主派和無辜者，進行了大屠殺。
殖民主義有兩種，有良好殖民主義和壞的殖民主義。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是壞的殖民主義。英國人在美洲的殖民，主要方面的良好的殖民主義，英國對香港的殖民，主要方面也是好的。現在香港民族黨打起了「反中國殖民」的旗幟，香港共產黨稱「受到習思想感召」，如果香港民族黨和香港共產黨在立法會中佔有多數，那將是在民主的名義下，香港人民的災難。
政治不是寫文章，當幾個人用實際行動、用組黨聲明表明自己政治主張時，就不是開玩笑。就像汽車、輪船和飛機駕駛員一樣，他們任何一個駕駛動作，都是真實的，不能因行為造成嚴重後果而說是開玩笑。香港民族黨說「反殖民」，香港共產黨說「積極嘗試建立武裝，不排除武力起義」，就不是開玩笑。香港基本法第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就是香港民主派擔任特首，香港特區政府也會按基本法處置它們。
1992年明報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我寫的《聯邦中國構想》一書。我在這本書提出，聯邦制既維護中國的統一，又可以創造地區發展上的多樣化，能保障各成員邦的自主發展。香港與臺灣不同，臺灣實際上與大陸是兩個互不隸屬的政府。香港在報刊上談論香港獨立，這與成立爭取香港獨立的政黨也是不同的兩回事。在香港報刊上談香港獨立，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以香港獨立為綱領，成立香港政黨，是違背《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一款的行為。
現在對香港自由存在兩個方面的威脅，更大的威脅是北京政治局中的極左派。近幾年來發生在香港的種種事端，已經表明，《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第五款，特別是言論出版自由正在遭到踐踏。姚文田事件和銅鑼灣書店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香港在1997年前，一直是台海兩岸三地出版最自由的地方。反右、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殺，香港新聞出版界進行了有力的揭露。香港的言論出版自由，幫助中國內地可以全面看清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從2015年10月中旬以來，專門售賣內地政治禁書的書店股東及主管相繼失蹤，香港出版界人士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這是對《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自己承諾的踐踏。香港民族黨和香港共產黨的出現，其中有一個因素，就是對北京極左派的一種反作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紅色的新中國，沒有現在共產黨的極左派，就沒有香港民族黨和香港共產黨。
香港民族黨和香港共產黨的基本策略，可以與金融市場內的「對沖基金」相比，他們看到近幾年北京的做法愈來愈偏離《中英聯合聲明》，他們運用的是「對沖方法」。對沖基金不為大家牟利，完全為了他們自己，但有助於降低金融市場波動，政治對沖往往適得其反，香港極端派在香港不斷發展壯大，香港就會按23條立法，北京就會按18條，在香港實施有關全國性法律。香港民眾為了香港今天和長遠的利益，要在抵制北京違反基本法行為的同時，不要受香港極端派「反殖民」和「受到習思想感召」的香港共產黨的迷惑，為保衛《中英聯合聲明》、保衛香港自由而努力。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