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前的冬天，出發到瑞典採訪諾貝爾頒獎禮，朋友說：「你可以跟老校長見面了。」那時心想，每年畢業生成千上萬，莫說高錕得了認知障礙，就算沒有，他也不會認得每個學生。結果，一星期下來，在斯德哥爾摩天天日以繼夜貼身追訪，發現老校長雖然頭髮白了，說話比從前吃力了，記憶也比從前模糊了，其他一切，卻都沒有改變。
他的面上，總帶着謙和的笑容。面對記者的鏡頭，有時表現得不自在，因為已經無法完全用言語表達心中意思。好幾次，他顯得有點焦急，有點尷尬，但還是盡量配合我們完成工作。在高太黃美芸身邊，他又像個孩子。有次，我問高太，會否擔心丈夫有天連她也認不出來，一直在旁默默看着妻子的高錕，立即緊張起來，用英文說「不應該」。黃美芸「翻譯」丈夫的意思是不希望會那樣。我後來想，高錕其實會不會想說：「你不應該這樣問，美芸聽了會不開心。」
我那一代的中大學生，都懷念高錕對學生異見和反叛的包容。一位同學記得，有次高錕在校長室跟學生會、學生報代表茶敍；學生嘛，就是理想主義加點浪漫幼稚，在校長面前侃侃而談，批判校政、時政。高錕總是認真聆聽，不像現在某些大學高層，動輒以校委、校長之尊，用家長口吻訓示同學。有舊同學又記得，有次約見高錕談校政，大學高層人員事先聲明不能錄音記錄。同學當時心想，萬一校長透露什麼重要事情，不能沒有憑證，於是在口袋裏偷偷放了部walkman（是的，當年還是用walkman）。誰知會議期間錄音帶到了盡頭，同學的口袋裏傳出「卡嘞」一聲，高錕一愕，跟着微笑了一下，沒說什麼，讓會議繼續下去。
我想，傑出的科學家都應該是崇尚自由的人，因為自由是科學的土壤，只有在自由開放、容納多元、接受異見的環境下，才可以無限想像，自由探索。高錕做校長的態度，與做研究的其實一脈相承。高錕鼓勵學生不要盲從權威，高太記得，高錕當年即使與學生辯論後，回家後仍會跟她說：「甚麼都反對才像學生」。高錕發明光纖，造就網絡世界，讓訊息得以瞬間自由流通全球，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生活面貌，因此奪得諾貝爾獎。當年訪問，高錕妻子黃美芸說，網上資訊有真有假，有好有壞，但高錕贊成資訊自由流通。對於一些國家的人民仍未能自由上網，享受資訊自由，他們二人都不贊成實施資訊審查。
今日的香港，不會再有像高錕這樣的大學校長了。當權的不會找高錕這樣的人物做校長；高錕這樣的人物也不會肯做；即使做了，也不會長久。
九年前在斯德哥爾摩，高錕和太太一起參觀了諾貝爾博物館，我跟着去採訪。展品中，有一樣東西特別吸引了他的目光：那是四百年前伽利略的望遠鏡。歷史告訴我們，科學的發展、人類的文明，是建基於一些人曾經捍衛當權者眼中的「異端邪說」、堅持追求真理的自由。
（隔星期六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