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先生整理黃小姐遺物，找到一批我寫給她的明信片，寄回來物歸原主。隨寫隨寄的片言隻字，真沒想到有人海重逢的一天，逐張逐張看，彷彿是善意的報仇，只好淡淡一笑。九十年代初到巴黎那幾年寫得特別勤快，既然有幸住在光影首善之都，近水樓台先得月，似乎有義務向在電影節勤奮工作的她報告影壇近況，去威尼斯影展和柏林影展觀摩更加口若懸河，噼哩啪啦指手劃腳，滿紙荒唐的無忌童言。幾乎張張都鄭重註明年月日，也不知幾時養成的啼笑皆非潔癖，有種戰地記者現場報導的況味，唯獨有一張只簽了十月十五號，年份不詳，但一見那句「十一月去倫敦電影節睇楊德昌」，真相馬上大白：當然是一九九一，當然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最近此片修復版在巴黎公映，一連看了兩場，想來想去想不起首映究竟在什麼地方看，隔了數星期答案竟以失驚無神的方式呈現，真是始料不及。隨即還記起，那時黃小姐辦公室牆上貼着《牯嶺街》台灣原版海報，大特寫裏張震未成年的眼睛肆無忌憚直視等待他征服的世界，既冷且熱又純又利，教人一方面心寒一方面心痛，縱使從未分享心得，冥冥中，我們的楊德昌電波大概已經這樣接通。去年春季香港電影節出版楊德昌回顧特刊，委托小朋友代購，他去得太遲，擺賣攤位收檔了，平日能不麻煩人盡量不麻煩人的我忽然轉性，一不做二不休打黃小姐主意。十一月約見面，因為之前她跌傷手，不好意思要她為芝麻綠豆勞心，忍住沒有提她記得帶，誰不知她帶來了，而且不肯收錢。啊，最後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