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三屆人大，在憲法中刪除了國家主席限任制的規定，是從根本上否定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重要標誌，這是歷史的大倒退，為了掩飾這一倒退，在十三屆人大閉幕後一周，中國向全世界宣告，中國將要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深化金融改革。
中國深化金融改革的說法，表面上是為了與西方經濟學家提倡的「金融深化」進一步接軌。實際上，這是進一步發展權貴資本主義、加劇兩極分化，把中國引入「金融開放悲劇」的重要步驟。
「金融深化」（theory of financial deepening）是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提出的用「金融自由化」政策促進不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理論。金融深化要求政府放棄對金融的過分干預，使利率和匯率充分反映供求狀況，並有效控制通貨膨脹。對一個存在「金融壓制」的國家來說，這一理論指明了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標有貨幣化率、金融化率、利率匯率指標、資本外流指標等。金融深化還有一個「最佳順序」問題。
20年前，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弗萊（Fry）提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五個先決條件，如監管制度、價格穩定、財政紀律、商業銀行的利潤最大化和競爭行為、對金融中介無歧視和稅收制度。但弗萊沒有專門談中國這樣的國家，還有更重要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去除毛澤東時期遺留下來的公有制思想殘餘，厲行法治、保障私人財產權，在全國形成講信用、守承諾的社會風氣。
金融深化總伴隨着金融擴張，並不限於不發達國家，許多發達國家也在金融深化擴張。對每個國家每一時點來說，金融深化擴張有一個不同的「極限點」，超過這一「極限點」，金融擴張深化就有害於這個國家經濟發展。所以，金融深化和擴張在不同國家有不同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結果。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一些國家因採取過度深化和擴張，陷入「金融開放悲劇」。十年前的金融海嘯，實質上是金融過度擴張深化，超過了「極限點」的產物。中國當時還沒有過度實行「金融擴張深化」措施，受到的衝擊不大。
「六四」在中國社會風氣上造成最大的改變，就是不講正義、不講信用、不守承諾。在江胡時期，金融自由化就是在這種「三不講」的大環境中進行。特別是2008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金融深化擴張上，通過濫發貨幣和金融擴張，可以說是突飛猛進。為應對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正推動銀行增加放貸，鼓勵地方政府投資大型項目，並控制人民幣價值。中國在深化金融改革的旗號下，仍然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進一步舉債、銀行的不良貸款、公司債務違約率不斷上升。
今年在十三屆人大閉幕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其中一項工作，就是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中國金融深化改革的決策者，為了顯示中國仍在大踏步對外開放，把深化金融改革作為對外開放的重點。不管會議怎麼說得好聽，在事實上，中國深化金融改革，仍然在提升貨幣化率和金融化率。所謂貨幣化率，就是廣義貨幣與GDP的比率，所謂金融化率，就是金融資產和GDP的比率。現在中國為了防止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價格的大幅下降，仍然在濫發貨幣和加大金融擴張。中國深化金融改革，還有一個做給西方國家看的姿態，就是中國資本市場擴大開放了。不久前世界最大對沖基金橋水（Bridgewater）正式進入中國，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正式成為境內私募管理人，標誌其在中國私募業務已經正式啟動。橋水基金現在管理的資金超過1600億美元，橋水基金累計盈利，現在超越索羅斯的量子基金，成為全球範圍內最賺錢的基金。橋水在今年6月發佈了一則的報告，報告稱橋水幾乎看空一切的金融資產，包括看空中國的金融資產。在2018年中國開始「深化金融改革」後，如果按現在的步伐發展下去，為了顯示自己加大開放力度，與國際金融接軌，可以預測，幾年後，在全球金融發生小危機和大危機時，中國都將陷入「金融開放悲劇」。
中國今天的問題，還是四個現代化問題。與四十年前的四個現代化不同，今天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政治現代化、經濟現代化、社會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而政治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核心。
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在國家政治體制上消除專制主義，要厲行法治，保障人權。要按憲法規定，保障言論、結社自由。這些都是「法治」的組成部分。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就不可能在全社會建立起「講正義、講信用、守承諾」的良好風氣，任何金融改革、金融深化，都會扭曲變形。沒有法治下的金融深化，不只止是「開放悲劇」，而是「開放陷阱」。
多年來， 中國學習西方，除了科學技術外，總是不學好，專門找壞的學。厲行法治、司法獨立、保障人權，是為了本國每一個人，也包括江青、薄熙來、令計劃和今日大權在握、明日下臺的人。為了中國的光明前途，還是要學外國好的東西，在今天，首先把厲行法治作為一項經常性的大事，快快放下自己都不知所云的「深化金融改革」，避免把中國拖進「金融開放的大陷阱」中去。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