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現時執行的單程證審批制度，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港英政府與中方達成協議，取消使用了多年的抵壘政策，在堵塞非法偷渡來港取得居留權的同時，為主要是以家庭團聚為理由的國內人士提供合法途徑移居香港。
在此之前成功偷渡香港的人士，主要是年輕男性，為香港的製造業及建築業提供了生力軍。這些偷渡者一般的教育水平不高，來港之後又大幅度把香港人口中的男女性比例扭曲，形成男多女少，他們就很難在香港找到結婚對象。當他們在香港打穩陣腳，便形成了一股回鄉娶妻的熱潮。當時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不少農村女子都願意選擇這些中年香港男性作對象，希望來香港過較自由較豐足的生活。這一個大齡丈夫少齡妻，帶着幼齡子女要來香港家庭團聚的需求，便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移居香港人口流動潮。單程證配額制度令香港能夠有序地接收這些人口，同時也符合讓家庭得以團聚這一個人道的考慮。
1982年正式推行單程證制度的時候，每天的名額只有50個，到1987年增加至每天75個，1992年增加至150個。這個配額維持到今天，已經26年沒有改變過。從一開始，單程證的審批權就不在香港，早年便成為中國官員的斂財工具。後來，配額的分配及審批逐漸規範化，透明度也提高。隨着時間的推移，來港團聚逐漸出現老夫少妻現象，涉及夫妻關係、子女照顧及發展的問題從而出現。
政策制度需要不斷檢討
今天要重新審視這個制度，應當承認當年的回鄉結婚潮已經變得更加多元。首先已經不是體力勞動工人回鄉下娶農村婦女為主導。港女北嫁的數字在過去十幾年其實是持續在上升，而中港婚姻造成的人口流動，也由單向南來變成有南北對流的趨勢。其次，抵壘政策造成的一代單身男過多現象已經逆轉。香港現時的人口是女多男少，因為北上娶妻而形成的家庭團聚需要遠不如以前大。從以單程證配額來港的人口資料看，中年婦女帶着年輕子女來港的人數逐年減少，中高年婦女甚至高齡人士來港的人數卻逐年增加。如此看來，這些所謂家庭團聚的需求，其實是來自一些已經發展到較為成熟階段的家庭，家庭團聚的需要肯定已沒有攜幼帶小的家庭那麼強，家庭團聚的選項也比以前多。
一方面是這一類家庭的家庭團聚需要已經較少，再從整個社會的政策角度來分析，這一種特色的人口南來，對香港社會的作用已經大不如前，就算不能輕率地說是會帶來負累，也很有可能造成一些中短期的問題及長遠的社會服務壓力。
特區政府發表過幾份人口政策的文件，都提到香港人口老化急速，需要補充生力軍和新血。但以單程證名額南來的人口顯然已經越來越不符合這一個政策的需要。因此，如何把家庭團聚這個需要與香港人口發展的需要作一個較平衡的考慮，如何把這個香港一向以來都沒有審批權的單程證配額制度作政策性的調整或調適，令這個香港人口增長主要來源的安排，可以真的為香港注入更大的人口活力而不是帶來更大的社會負擔，這已經是一個政府不能輕率否定的政策議題。
對於一個推行了26年都未曾改變過的制度，當社會的環境已經不完全一樣，政策的效果也已經明顯有轉變，就算沒有市民提出，政府都應該與時並進，對政策作出檢討，並作出適當的調整。
政府自己不主動去檢討政策，令這個四分之一個世紀未曾改變過的政策更符合今天社會的需要，已經可以說是有敷衍塞責之嫌。當有市民提出這一種意見之時，特區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竟然會為這一種訴求貼上「踩紅線」這個政治標籤，確實令人十分氣憤及失望。香港的種種政策爭論難以有所突破，除了是因為政制局限之外，其實往往也是源於政府為自己的施政畫上紅線豬圈。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