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三日，高等法院審理梁頌昕行李案，判新香港政府敗訴：兩年前，梁頌昕仗父親梁振英是行政長官，強令機場人員代攜行李入禁區，事後官家力言一切合法。有空勤人員工會不服，求司法覆核，獲法庭證實代攜行李事有違《航空安全計劃》。請不要因官家敗訴，而為香港法治稱慶。這宗案實彰顯了法治之壞。
首先，為求勝訴，官家月前竟然悄悄修改《航空安全計劃》，保安局說是要「節省訟費和法庭時間」。法例原來可以隨便修改，難怪鐵路建築偷工減料，路政署就不斷修改安全標準，一任車站危機四伏，鐵路沿線樓房地裂牆崩。
而權貴更視法例如無物。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中環違法停車，被小民批評，不引咎自責，還自言停車不違法；在朝派議員馬逢國搭飛機，見保安員要扣起其違例髮膠，就說：「我認識林天福，叫你上司來罷。」保安員唯有讓步，畢竟馬議員認識機場管理局行政總裁。至於梁頌昕案，空勤人員工會雖然勝訴，梁氏父女絲毫無損。律政司總不會控告梁振英特權自許，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今天，在朝派涉嫌犯法，多不了了之。例如中共愛將何君堯競逐立法會議席，自稱是「新加坡、英格蘭、威爾斯三地執業律師」，被舉報作假，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律政司就以「證據不足」四個字了事。律政司長鄭若驊曾說：「刑事起訴，除了證據，還要考慮公眾利益。」而公眾利益者，權貴利益也。一九九八年，新香港第一任律政司長梁愛詩也說是為了公眾利益，放過中共前政協委員胡仙，而要胡仙幾名助手承擔詐騙罪。
民主派則當然是公眾利益的大敵，於是官家事事深文，處處為難。梁國雄、李卓人等任立法會議員期間，曾獲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捐款，廉政公署得悉，就視同重案，大舉調查，甚至控告梁國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又公民廣場爭奪案被告黃之鋒等不服刑罰過重，上訴得直，律政司竟然請法庭不用公帑，要黃之鋒等自行負擔上訴費用。雖然梁國雄終於未能入罪，黃之鋒等也終獲法庭給與訟費，但這全賴法庭之上，還有些守正不阿的法官。
而守正不阿的法官似乎已越來越少。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統計，司法覆核要求，獲法庭批准者，二零一四年有百分之五十，二零一六年則只有百分之七。而一九九七年以來，司法覆核結果，絕大部份是官家勝訴。一切盡在不言中。
唐高祖年間，有民犯法，罪不及死，高祖卻要判處死刑。監察御史李素立說：「三尺之法（法律），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十分嘉許，破格表揚，所以初唐政治，風清弊絕（《舊唐書》卷一八五）。只是李素立生於今日，一定不能勝任律政司長。
古德明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