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門」司法覆核的裁決，給公眾最重要的訊息，不是梁振英有沒有使用特權，因為他的一通電話已把真相證實了，而是空勤人員總工會（空總）提出對機管局及機場保安公司的司法覆核之後，在今年4月，即案件開審前兩個月，保安局暗中修訂《航空保安計劃》條文，刪除「所有手提行李必須與乘客同行同檢」這一段，改為覆檢時才需同行同檢。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陳元德在誓章中聲言，修例可節省法庭時間和訟費。機管局更在開審前一度以安全為由，禁止庭上披露4月修例的相關資料。
法庭裁定空總勝訴、當局違規，其後梁振英還死撐，聲言「空姐的興訟是政治行為，不是航空安全問題」。但保安局的暗中修例和意圖阻止在法庭上透露，恰恰證明梁振英、保安局、機管局、民航處，正是不惜將政治凌駕法律，更凌駕使用香港機場旅客的安全。
凌駕法律，是正如空總理事吳敏兒所說，這樣以後都不可以有司法覆核了，因為一提出覆核，當局就在開審前暗中修例，然後對法庭說訴訟只會浪費時間和訟費。司法體制對行政當局的法律監察作用，於是消失於無形。
至於凌駕旅客的安全，儘管現在安全問題還沒有出現，沒有出現的原因是機管局修訂有關條例，是暗中改，沒有通知機場所有持份者，包括航空公司、機場保安、空勤地勤人員，因此現在仍然在實行不論首檢或覆檢都「同行同檢」，但條例改動在往後的實施中絕對有可能被人沿用，使航空安全存在風險。吳敏兒指出，國際民航組織釐定標準時，要求所有加入《芝加哥公約》的契約國，其安檢水平要一樣，機管局修改條例後，本港與其他國家的安檢水平或會有較大差異，別國民航局有可能限制本港客機的安檢。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天會晤傳媒時，被問到修改條例是否「為了應付司法覆核而不惜犧牲香港航空安全」，他答非所問地說，保安局「嚴格根據及按照國際民航組織訂下好高的規格標準」，做法與外國的國際機場好類似。（不應該是「類似」而應該是「一樣」。）又說，「旅客經驗都告訴我們運作暢順」。（運作暢順是因為沒有通知持份者已修例）。說「由於可能仍有司法覆核，現階段不講太多。」
不是不講太多，而是講不出。擺明是以政治凌駕法律、凌駕規則、凌駕旅客安全的做法，還能講甚麼？其實他還需要解釋：作為保安局，職責應是規管機管局與機場保安公司的運作，何以竟然反過來代表被規管者宣誓修例？
洪水決堤是從堤壩一個小小缺口開始的。也許你覺得，「行李門」只是一樁小事，特權只是施之於特首家庭，不可能在許多人身上發生。但就是這件事，告訴我們，一樁政治特權對規則的破壞，有可能導致司法獨立、專業操守和航空安檢的全面決堤。
689顛倒過來把司法覆核說成是「政治行為」，恰可證明，他的動輒發律師信興訟的所有法律行為，才真正是出於私利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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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