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後發優勢抑劣勢？〉提到2003年旅澳洲學者楊小凱的預見：在不改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技術帶來的經濟發展，只會助長政府的機會主義；政府和官辦企業利用特權，與民爭利，損害社會利益。非但私人企業無法發展，政府和官辦企業也必然貪污腐敗橫行，國家的整體活力被蠶食！
楊小凱的先見之明令人吃驚，完全講中今天中國的狀況。1986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James Buchanan在2002年說：「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是楊小凱所做的。」
1968年，年僅19歲的楊小凱，在長沙以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判刑10年。1979年出獄後在湖南大學旁聽一年，次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三年後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3年獲旅美經濟學家鄒至莊推薦，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0年被澳洲Monash University聘為終身教授，後成為經濟系首席教授，19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可惜在2004年肺癌去世。雖英年早逝，短促生命卻成就非凡。
1979年以一個中學學歷的出獄者，幾年就踏上輝煌的學術旅程，是否有點不可思議？關鍵之處幾乎無人想到，原來是拜文革十年牢獄之賜。
1968年，中國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絕大部份教授、老師都被送到監獄或關押在「牛棚」。楊小凱在監獄遇到各式各樣學富五車的知識人，他拜二十幾位教授為師，十年裏精研英語、數學，熟讀《資本論》，做了5、60本讀書筆記，打下堅實的學問基礎，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獨立思考和不斷鑽研的精神。
「禍兮福所依」，楊小凱坐牢因禍得福。至於在監獄外的「廣闊天地，大有所為」的紅衞兵們，即使從「停課鬧革命」轉為「復課鬧革命」，中學、大學所教的都是「革命」：沒有教師，即有也不敢教革命之外的真正知識。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說：「我深感十年文革，毀了我們一代或幾代人，幾乎成了文盲，當然這只是說我，我們的領導還都是博士碩士。」不過，現在大陸的所謂博士，就像胡適以前說「不要兒子，兒子自動來」一樣，官場需要博士時，大學自動送博士來。
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現在到掌權的時代啦。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掌權者，都是胡德平所說的「幾乎成了文盲」。大陸網民翻出清華博士習帝在G20𥧌會開幕演說時，把先秦史籍中的「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錯讀為「通商寬衣」。（因殘體字的「農」字是與衣字相近的「农」）。
那時的中學生，即使進入大學，也是文革剛過，許多教授即使復職也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不敢傾囊相授。受過大學教育不是有甚麼了不起。我自己就沒有讀過大學。但大學最大的作用，就是養成一個人閱讀求知的習慣。在鬧革命、打砸搶、破壞傳統、否定知識、階級鬥爭中成長的人，最擅長的是政治鬥爭，最不擅長的就是閱讀求知。
現在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七個常委，只有李克強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本科畢業，其他都只是專科、黨校、工農兵學員。當然，他們都是博士、碩士。他們都曾經是意氣風發的紅衞兵。「福兮禍所伏」，只是受禍害的是老百姓。「文盲」依然可以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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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