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基說他在中大三十四年，高錕任校長時他是副校長，他當校長時物理學家楊綱凱是副校長，他跟很多科學家共事過，《人間有知音》書信集中只收了楊振寧和陳之藩兩位科學家的手札，說來好像有點遺憾的樣子。
平時跟金先生喫茶聊天，有時候會說到他的《劍橋語絲》，這樣也就會說到《劍河倒影》、陳之藩的做人和他的散文，我印象中金先生說過，陳之藩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最好的散文家，不是《人間有知音》所寫的「……之一」。
曾就余光中筆下的文學沙田，引金先生多說一下他們文人雅士的酬唱往來，金先生說他那時已埋頭社會學，只在雅敍的外圍。這次看《人間有知音》才知道，他跟另一位沙田七友陳之藩，早在來中大之前已相識。一九七七年陳先生寫信說，「我下學期要去中大，你很驚訝罷」。那完全是舊相識的口吻。陳先生七七年來中大，繼任高錕電子系系主任一職，創設電子學博士課程。然而有一點金先生記錯了，陳在中大一直留到八五年，並不是「短期講學」。
陳之藩來香港很短期那一次，是九三年牛津請他來演講。《人間有知音》收了九三年三月廿一日的信，講的就是那次他為期三天的香港之行。信是陳先生從香港回到波士頓後才寫的。信中他說了寫信的幾個理由，一是來了香港病了，沒去看金先生，甚至連中大也未去成；二是牛津送了他一本《中國社會與文化》，他看了，因而想起了張菊生《中華民族的人格》一書，想起了胡適之為張菊生此書所寫的序文，據陳之藩說胡適這篇序文未發表出來。在陳看來，張菊生金耀基都是商務印書館的人。
陳之藩是一位非常非常認真的科學家文學家，就算只是在這樣一封敍舊書信中，隨憶隨寫，文筆輕鬆，他向剛寫出《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作者，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的話題，話題原是商務創始人張菊生提出來的，他要曾任台灣商務總編輯的金先生來回答，中間關連人物是推薦王雲五接手商務的胡適先生。
這個嚴肅話題就是，什麼才是「中華民族的人格」？寫這封信之前，陳之藩剛在報章發表了那篇很有名的〈談忠藎：今日朝廷須汲黯〉，現收在牛津版《陳之藩散文》第二卷。他借胡適先生的話說，諍臣在淫威下之不易得，諍臣在專制中比什麼都重要，漢武帝時的汲黯這樣的人物，應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格之領銜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