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是八年前了,在伊斯坦布爾參加一次傳播學年會。主辦方在第一天會後特別安排娛樂環節,邀請與會者去海邊郵輪晚餐。土耳其人是善舞的民族,船甲板很快就有不少大學生兩兩起舞,也許是音樂,也許是年輕的活力,站在一旁吃自助餐的老中青學者紛紛加入。
我站在高處,羨慕得看着這群瘋狂的人。旁邊一個比利時學者問,你怎麼不去跳。我說實話,我不會跳。他用略帶鄙夷的口氣說,你看舞池裏群魔亂舞,又有誰會跳舞了?這樣一說,我再看下去,果然看出不少學者或缺少節奏感,或身體不甚協調,確實跳得不好。這樣,我就更不敢下去了,生怕自己也成笑柄。那比利時人拉過一張椅子,坐在我身邊,開始聊他的研究。
這麼多年過去,他研究什麼我一個字也記不起,但他辛辣的諷刺卻時不時在腦海回放。做人文研究的學者往往聰明尖銳。這種敏感是把雙刃劍,它可以幫你一針見血把握關鍵,也可以帶你走向自我毀滅──一個人若太容易看到事情的黑暗面,對於人生的期望也就少了很多。
學術界裏快樂的人我觀察其實不多,太多要煩心的事情。而快樂有時又並不只是幸運,也是種胸襟,是種能力。這裏說的是那種很誠摯和溫暖的快樂,從眼神和嘴角溢出來,帶着滿滿的善意。
有幸遇到幾位這樣的同事或老師,與她們共事實在享受。很明顯,我能看到的不足,她們也一清二楚。但她們從來都更着重看到人的優勢,也試圖理解為何會有不足。和她們相處,你漸漸會有安全感,敢於展露自己,也敢於放手敢於犯錯。大是大非之外,其實有些執念傷害的是自己,能夠放下,心中才有餘地接受更多。
學界如此,城市又何嘗不是。的確有千萬險阻需要面對,但抗爭的同時也許不必見人就咬牙切齒,每日到處尋仇。人生已經如此艱難,我們何必為難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