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沒有書房，藏書亦寥寥，訝而問嚮導，回曰：「先生另有藏書地方，在離這裏不遠處。」想過去看看，日已暮，無奈作罷。友人周君亦紹興人也，以同鄉關係特別敬重周氏兄弟，對彼等的一切，知之甚詳，因告我魯迅藏書庫在溧陽路一三五九號，紅瓦灰磚三層樓房二樓，面積約二百呎。一九三三年魯迅南下上海，攜書不少，為避特務追蹤，委託內山書店職員鐮田誠一租賃現址，藏書約六千冊，包括瞿秋白的遺物和柔石的著作。
瞿秋白曾寄寓大陸新村周家，是魯迅的生死之交，瞿遇害後，魯迅傷心不已，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他的遺物。三六年魯迅去世，遺孀廣平遷居，大部分藏書由北京魯迅故居接收，上海藏書庫棄用，迄未修復。
魯迅學貫中西，腹笥甚廣，藏書當不至於只有上海書庫裏的那六千冊吧！花一點工夫，翻看資料，順藤摸瓜，終於得到一個較真確的答案：藏書約有一萬四千冊，文學以外，尚有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哲學、美學、民族學、心理學和歷史學等；至於語言方面，有中文、日文、德文、英文、和俄文，說明魯迅不獨閱讀範圍廣泛，且精於方言。周君對魯迅語言能力有如下說法：「周先生最精的語言，不用說，是中文，次及日文和德文，英文水準一般，俄語就不大靈光了！」魯迅喜歡德文，用力頗深，有翻譯的能力。魯迅善譯，一生一半精力花在翻譯外國文學上，作品不少，有十五個國家七十七名作家二百二十五部 。他的外文藏書不少，計日文一六四種、德、英文一五一種、俄文八六種。邊翻譯邊攝取，將外國文學精華引為己用，並以金針度人，嘉惠中國讀者。翻譯範圍先是日、德近代哲學，後轉移到俄國藝術，其間又留意起日本知識界的動向，通過日譯，了解東歐弱小民族的文學景觀。
魯迅雖然關注日本，用心在於借日譯窺測東歐，不同於胞弟知堂老人對日本風土人情的鑽研。若論對日本認知之深，兄不如弟。知堂老人在《雨天的書》裏的一篇文章「日本的人情美」談到日本人的忠君──「外國人講到日本的國民性，總首先舉出忠君來，我覺得不很得當。」跟着爰引內藤虎次郎的《日本文化史研究》裏的一節話，說明日本採用支那語前是沒有忠君一詞，從而提出下面的一段看法──「日本的忠君原係中國貨色，近來加上一層德國油漆，到底不是他們自己的永久不會變的國民性。」由是：「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向，即是富於人情。」知堂進一步說明人情之美，錄和辻哲郎論「《古事記》之藝術的價值」一文云：「《古事記》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觀作為補償。《古事記》全體上牧歌的美，便是這潤澤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點，總還沒有缺乏這個潤澤心情那樣重大。」看得一身冷汗，多年對日本的些微認識，完全給砸得稀巴爛，忠君源自泱泱中國，豈不愧哉！對日本那樣的偏見、污蔑態度，同樣發生在魯迅身上。
上世紀二十年代，《京報》副刊搞了個青年必讀書榜，不少名人雅士推薦中國古代文化著作，獨魯迅不表意見，還力勸千萬不要看，反教青年多讀外國書，輿論嘩然。我亦曾為文評之：「周先生熟讀古書卻勸青年不讀，是啥道理？」自覺得意。周君釋道：「沈兄！你誤會了周先生，二十年代一眾教育家倡經，魯迅覺得這些書成了統治者的工具，古書淪為當權者的附庸，因而不能看。」勸青年看洋書，培養世界觀，有了這基礎，再來看古書，就能辨真假，分善惡，不為古書所惑，用心之苦，非尋常學者所能及。風雨淅瀝，略有所悟：讀周氏兄弟的書，可消心中毒素、魔障，還我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