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曲終人散，除了賽果以外，比較多人留意的，應該就是今屆賽事「政治化」的現象。場內的球員、場外的政客，不少人均有意無意帶出各種身份政治的訊息。
足球，從來就和國族主義、身份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在今屆賽事上，克羅地亞表現出來的愛國情緒，就是最佳的例證：先有女總統科琳達親自到俄羅斯，穿上國家隊球衣，為球隊打氣；後有一眾官員為表達對國家隊的支持，穿上其球衣召開內閣會議。在客觀效果上，這令全國上下更為聚焦在國家隊上，並進一步挑起人民的愛國心。
成國族主義載體
更何況，足球對克羅地亞的國族主義來說，有着獨特的歷史意義。1990年代以前，克羅地亞仍是南斯拉夫聯邦的一個共和國，其後，當地的國族主義興起，卻受到中央政府打壓。克羅地亞人就將情緒寄託在當地球會薩格勒布戴拿模身上，期望它能壓過南斯拉夫首都的球隊貝爾格萊德紅星（當時，兩隊均為南斯拉夫聯賽的勁旅）。情況一如現時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人必定大力支持巴塞隆拿，尤其希望它能打敗皇家馬德里。毋庸置疑，足球就是最初期承載克羅地亞國族主義的載體之一。
另一個在今屆世界盃備受關注的國族主義，則和科索沃有關。瑞士隊的阿爾巴尼亞裔球員沙加和沙基利，均在對賽塞爾維亞時，以雙頭鷹手勢（阿爾巴尼亞國徽）慶祝入球。原因無他，塞爾維亞裔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在統治前南斯拉夫期間，對在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實行種族歧視政策，使用阿爾巴尼亞語的報紙、電台、電視，以至中學、小學，全部被迫關閉，當地甚至曾經出現種族清洗的情況。在這樣的脈絡下，雙頭鷹手勢就帶有反抗塞爾維亞，向塞爾維亞說不的意味。
顯而易見，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就是把被壓迫的國族主義情緒，通過足球統統釋放出來；這和香港的情況比較起來，就很有意思。
今屆世界盃出現的身份政治，難免令人聯想起香港。香港的自主、自治在近年受到北京壓迫（政治上的全國人大8.31決議及《一國兩制白皮書》；文化上的粵普和繁簡之爭），也直接催生、鞏固了香港主體意識，這也反映在足球上。最近幾年，每逢港隊作賽，網上總是一片「撐港隊」、「撐自己人」之聲；球迷也會帶上「We are Hong Kong」的橫額為港隊打氣。這些舉動，和克羅地亞人、科索沃人在球場上表現出來的國族主義行為，如出一轍。
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政治場上的互動，也必然投射在足球場上；在克羅地亞、科索沃、香港，足球場都成為展示主體意識、抵抗霸權壓迫的舞台。在香港主體意識日隆的今天，香港球迷作更多、更具意義的政治表態，將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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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東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