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雖然在一年前以身殉道，但其思想遺產仍然「向死而生」，特別是其「300年殖民地」的名言，在今日香港本土和港獨思潮此起彼伏之際，更有光照未來之重大意義。
1980年代末，劉曉波發表振聾發聵的「300年殖民地」之說，像一道閃電照亮年僅16歲的我的前路。從1989年到2008年，我與劉曉波並肩作戰的20年間，我們對每個重大議題的立場都驚人地一致：我們一樣親美（親自由），我們一樣反對老左派和新左派，我們一樣批判儒家文化及形形色色的「東方主義」。我也有幸與劉曉波並列出現在毛左們製作的要處死的「漢奸榜」上。但我們矢志不渝地堅信：我們首先是人，是自由人，然後才是中國人；如果中國剝奪我們的自由，我們有權選擇「此生不做中國人」。我相信，早就看穿「統一就是奴役」的劉曉波，若還在世，一定會大聲支持台灣、香港、吐蕃和東突厥斯坦的獨立，並最終解構大中國，讓人人得自由。
近代中國的悲劇，不是被列強欺凌和瓜分，乃是被殖民不足。中國沒有日本那樣的勇氣和決心，拋棄儒家傳統，邁入現代世界。而儒家文化又不足以自我更新，賦予帝國體制以活力。
記得2005年前後，一位西方外交官請我跟劉曉波、馬立誠（批判民族主義的政治評論員）在一家餐廳吃飯。三個「漢奸」遇在一起，當然異口同聲地讚揚西方的民主憲政，批判中國的獨裁專制，特別是譴責共產黨的六四屠殺。旁邊一張飯桌上的一名年輕氣盛的「愛國賊」大概聽不下去，站起來痛罵我們說：「你們說這些賣國言論，還是中國人嗎？」不等我們回話，那位金髮碧眼的外交官站起來溫文爾雅地說：「你如果覺得他們說的不是真話，請你告訴我們真相好嗎？」那個色厲內荏的「愛國賊」是腹中空空如也的不學無術之徒，猶豫半天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只好悻悻然地埋單走人。這個小故事形象地揭示出獨立思考的知識人在「動物農莊」的生存環境何等惡劣，正如前輩學者資中筠所說：「100年多了，上面還是慈禧太后，下面還是義和團，中間還是貪官污吏。」
劉曉波是一位徹底的個人主義者，對大一統、中央集權、集體主義的批判從未停息，這一點與美國保守派思想家安．蘭德非常相似。劉曉波尖銳地批判作為一個整體而存在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不能創造性地寫作──他們沒有這能力──因為他們的生命不屬於他們自己。」中國的士大夫不是具有獨立人格和思想能力的「知識人」，古代他們是皇權專制之附庸，如今他們是共產極權之幫閒。
批判中國也批判西方
劉曉波堅信，「作為一個真誠的人」必須「同時進行兩方面的評價」：首先是「以西方文化為參照來批判中國的文化和現實 」；其次「以自我的、個體的創造性來批判西方文化」，為此他必須從頭開始重估一切──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危機，那就是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捲土重來。這一思想轉向的重要性，被緊接着他飛蛾撲火般地回國支持天安門學生運動以及六四屠殺、下獄秦城所掩蓋了。然而，從1989年到2017年，劉曉波所有的思想、言論、行動乃至以身殉道的決斷，都可以從此處找到線索。
余杰
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