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國內國外是兩個人。她出國前的照片，用暗淡穩重的頭巾把自己包起來，但遮不住明媚的眼，克制中有一股誘惑。
在歐洲，她反而不化粧，從超市買平價衣衫，早晚都是球鞋，走進人潮就匯入不見。她說很享受這種隱形的感覺，輕鬆自在。
她不愛說自己的事，我以為她和小城裏成百上千的語言學生一樣，是來考德語然後留學的。慢慢才知道，她早已工作多年，是資深電梯工程師，在伊朗工作六年，攢到八千歐羅，申請找工作的簽證，來德國碰運氣。
她眼裏德國是人間樂土，於是努力投簡歷，可三個月過去，沒有收穫。這晚我們出去吃飯，她心情不佳，說剛和德黑蘭好友通電話，對方問她借錢。她並不是不想借錢，只是深為伊朗擔心。特朗普最近的限制令導致伊朗出現疾速通貨膨脹：「我來歐洲三月，我們的貨幣兌換歐羅的比率已經漲了四番。找不到工作，回去是要餓死了。」
她的朋友也是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會子都在喝酒發酒瘋──酒也是黑市買的，再不買不知道會不會要等很久才能買得起了。這個古老的國家害怕人民太過享受而褻瀆宗教，對所有人們喜歡的東西都百般禁忌，喝酒不行，跳舞不行，同居也不行。經濟再這樣下去，估計青年們喝過酒想的不是跳舞而是暴亂了。
這麼大的變革被她這樣一講分外現實，在歌舞昇平的國度想像五小時航程外的大國陷入泥潭，只覺悲哀。大家又探討何以伊朗走到今天這步，從希特勒說到霍梅尼，從法國數落到俄國，國際政治是盤棋局，只是小人物永遠是被玩那個而已。
她反倒開始安慰我們，只說當年霍梅尼上台是絕對黑天鵝，說不定今日已經有反對的救星，蟄伏在暗地裏展翅待飛。你真的這樣想？我問，她說這不是想，是夢。又苦笑說如今看歐洲才是夢，幾千歐羅來尋個機會的夢，乘着夢沒醒，先不想即將來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