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荻舟長期從事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領導工作。1948年時在中共華南分局港澳工委書記章漢夫領導下和1949年前後在饒彰風領導下，負責輸送幹部到大陸的工作。1949年港澳工委撤銷，香港地下黨改由廣東省委領導，在當地則設立香港工作組，工作組共三人：張鐵生（組長）、溫康蘭和吳荻舟。1950年張鐵生調回國內，改由黃作梅任組長。1954年黃作梅犧牲，改由吳荻舟出任組長，仍然是三人小組：吳荻舟、溫康蘭、譚幹。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梁威林是書記，吳荻舟是委員、常委。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港澳組副組長（組長缺，另一副組長是孔筱）。在香港工作期間，他直接參與了雲南起義、兩航起義、招商局起義、西藏和平解放等工作，對1949年中共取得全國政權並穩定當時的局勢作出不少貢獻。
由於他長期處於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領導地位，掌握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他的文稿反映了當年中共在港的活動，因此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雖然中國早在1988年已經頒佈《檔案法》，規定官方文件要定期解密。該法第19條規定，官方檔案保密30年後需要解密，經濟性的可以短於三十年，涉及國家安全的可以超過三十年。雖然有此明文規定，但實際上幾乎所有政治性檔案都沒有被系統地解密。文化大革命（以及由它派生的香港六七暴動）距今已經五十年，早就到了解密時候，但事實是，迄今尚未解密，所以人們對文革的研究除了一些當時已經公佈的資料之外，就只能仰賴於當事人的記錄及回憶。在這個意義上，個人的記錄和回憶便構成了相關歷史的重要文獻。吳荻舟的文稿，其歷史價值也就在此。
具體到「六七暴動」這個問題，在官方資料尚未解密的條件下，吳荻舟的文稿提供了暴動期間中央應對處理此事件的一些內情。從他提供的線索，讀者可以看到以下幾個問題：暴動的「左傾」思想根源、發動暴動的動機和目的、暴動的組織指揮系統、以及周恩來在暴動中的角色等，還可以看到他對整件事的反思等，這些都是珍貴的歷史文獻。
在強調吳荻舟文稿價值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其文稿並不能涵蓋整個六七暴動全過程，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當然，這不是他的錯，而是他的工作分工和個人遭遇造成的缺陷。
在注釋和解讀吳荻舟筆記的過程中，筆者對六七暴動有幾項新的發現：
第一，在六七暴動的成因中，香港左派長期來潛存着一股「渴望早日解放」的心情可以視為造成暴動的一個深層次的因素。筆者發現，早在1959年，陳毅就告誡香港左派不能設想提早收回香港以便奪取港英的權，繼而是吳荻舟在1966年詳細解釋為什麼不能夠提早收回香港，而在1967年暴動期間周恩來多次擔心左派想「迫中央上馬」、「提前收回香港」，到1978年撥亂反正時廖承志直接指出暴動目的之一是迫中央提早收回香港。這個因素可以說是六七暴動研究中一個全新的發現。
第二，早在1945年二戰結束後，中共就同英國達成秘密協定：中共不反對香港由英國接收（而不是由當時的中國政府），並主動把它在香港的武裝力量（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撤出香港，以換取港英當局允許它在香港有一個半公開的身份。而中共承諾，這個半公開的組織將不從事推翻英國統治的活動。由於有了這個承諾，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中共屢屢告誡左派在香港活動要保持低調。而事實是，每當左派在港活動轉趨高調時，港英就會予以限制。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左派經常抱怨港英頻頻打壓他們。
第三，中共原來一直在香港保存着兩個地位平行的地下組織，一個是已經半公開的「香港工作委員會」（其公開身份就是1997年前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和1997年之後的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另一個是迄今仍然保密的「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對這個「城工委」外界一無所知）。此外，還有很多所謂「二、三、四線」的組織。這種地下組織的情況在六七暴動期間部分曝光了。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兩個平行的組織則有待知情人士去分析。
第四，沙頭角槍擊事件，是百分百由中共中央軍委直接部署、由解放軍正規部隊（7085部隊）執行的。在過去，無論中、英、港共、港英兩國四方都不約而同地說成是民兵一時衝動所引發，與中央無關，大家的目的都是盡量淡化事件，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筆者新書有充分證據說明這是一宗由中央軍委部署、有組織、有預謀、並由正規軍執行的軍事行動。
第五，在應對六七暴動的危機中，英國及港英的策略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危機管理學」的成功範例，值得這方面的專家去認真研究的。特別是當年港督戴麟趾面對「維護英國尊嚴」和「對香港的道德責任」兩個矛盾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作者按：本文摘自即將出版的拙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解讀吳荻舟》，對吳荻舟的《六七筆記》作注釋和深入的解讀。吳荻舟自己並沒有這樣命名他的筆記，這是他女兒吳輝在整理其父親遺作時發現的一本筆記本，裏面記載的都是香港1967年暴動期間中央的內部討論，所以她便給它冠以《六七筆記》的書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