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第一個割地條例完成立法，梁君彥其行可恥、其心可誅，民主派議員決定提出不信任動議，是應有之義。但是，無論是《議事規則》對主席權力沒有制衡機制、數人頭民主派又少過親共派的事實，還是對曾鈺成、梁君彥等不信任動議被否決的歷史，都顯示不信任動議通過的機會甚為渺茫。如何避免不信任動議行禮如儀，民主派需要再謀良策，在動員民意、着眼未來選舉等方面落多些工夫。
主席權力大 行事視乎操守
《基本法》和《議事 規則》都授予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的權力，同時都未對其權力設立制衡機制。2014年9月，終審法院駁回梁國雄就曾鈺成剪布提出的司法覆核時也裁定，主席有權對辯論設定限制和終結辯論。立法會主席的權力既然不受司法憲制和民主選舉的約束，行事是否公正、公平，就視乎個人操守及政治環境。
梁君彥角逐立法會主席時，其品格就受到質疑，一是參選時是否已完成退出英籍程序，二是獲中聯辦欽點、公正成疑。這位曾擁有英國籍的香港人，被扶上主席寶座後就成為中共的代言人，因此被網民譏為「三姓家奴」。其實，他只是中共的奴才而已。在議員宣誓風波中、在一地兩檢立法風波中，其所言所為，何曾替香港着想？何曾替議員着想？
一地兩檢立法不只關係到高鐵如期通車問題，更是中共在香港推行行政、立法、司法合作的試驗，旨在透過三權合作割走香港土地、割走香港自治權。梁君彥為完成這一政治任務，不只先行限制議員發言時間、次數，更在二讀辯論時不容11名議員發言，三讀時再一次中止辯論，剝奪了等候發言的18名議員的權力。
民主派議員決定對梁君彥提出不信任動議，既表達民主派的憤怒，也可以透過公開辯論，讓更多市民看清其面目、明辨是非，這是動議的可取之處。但有西環中環合謀指揮、有親共議員保駕護航，不信任動議幾乎沒有通過的機會，如果指望透過動議拉梁君彥下台，難免有自欺欺人之嫌，給人行禮如儀的印象。
《基本法》和《議事規則》都未授權議員透過不信任動議拉特首、問責官員、立法會主席下台，但如此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動議，也一直難以立案，遑論通過。2015年，立法會就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後，親共議員WhatsApp群組訊息外洩，顯示曾鈺成一直與親共議員交流，他也承認做法不理想，但陳志全提出的不信任動議仍被否決。
權力未入籠 惡犬到處傷民
民主派屢敗屢戰，未放棄以不信任動議為抗爭手段。梁君彥不是第一次面對不信任動議，香港高鐵也不是第一次引發不信任動議。2016年，梁君彥迎合中共要求，推翻自己容許梁頌恆、游惠禎再宣誓的裁決，陳淑莊提出不信任動議，但被內委會否決。同年2月，陳鑑林在審議高鐵追加撥款申請時剝奪議員發問時間，強行付諸表決。張超雄提出不信任動議，但被財委會否決。
由此可見，不信任動議成不了關起權力的籠子。況且，從中國到香港，制度的籠子都未關起權力的老虎，反而，權力豢養的惡犬就到處傷民。無論是立法會主席濫權，還是特首、問責高官濫權，問題的根源都在於權力的產生模式，他們得到中共的授權，而非人民的授權，因而只向中共負責、不向人民負責。惟有民眾享有普選，才能真正制衡權力、監察權貴。因此，如何有效動員選民，在明年區議會選舉和下屆立法會選舉爭得更多議席，才是有效制衡之策、長遠之計。
李平
周一至周六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