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香港1967年暴動，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文革向香港延伸的結果。這個定性，對五十年前身處其中的當事人來說都毫無懸念，即使是香港左派人士也不能否定這一點。
內地「文革」結束後，中共在1978年召開港澳工作會議時，就對這場暴動作出如下結論：「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1981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並將其定性為：「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動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決議雖然沒有提及香港的暴動，但邏輯上，既然對文革作出徹底的否定，則作為文革的派生物（或延伸體）的香港暴動，理所當然地也應該被徹底否定。
對六七暴動作出徹底的否定，既是中共最高層的認知，也是1997年之前香港社會的共識。但是在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當年策動暴動的人，成為今天政壇上的主導者，他們就有強烈的動機要改寫令他們尷尬或者不光彩的歷史。2001年，特首董建華把特區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頒給策動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楊光，卻把次一級的「金紫荊勳章」頒給反對暴動的標誌性人物──林彬──所服務的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這裏帶出的政治訊息明確無誤：暴動者得最高榮譽，反暴動者得次一級榮譽。這就完全顛倒了香港社會原來的價值觀和是非觀。在特區政府帶頭下，香港社會就出現一股要求為六七暴動翻案的暗湧。
這股為「六七暴動」翻案的暗湧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形式出現：
1. 改變對暴動的定性，例如特首董建華頒最高榮譽給楊光；
2. 否認暴動期間的血腥事件，例如左派立法會議員公開表示兩大血案——炸死清華街兩姐弟以及燒死林彬——是港英插贓嫁禍而不是他們所為；
3. 修飾淡化一些不容否認的事件，例如警隊網頁修改沙頭角槍擊事件的敘述；
4. 改寫歷史，例如強調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的發展是由於暴動促成的；
5. 混淆六七暴動與「雨傘運動」的本質差異，以便將市民對後者的同情和支持折射到前者（在這方面很多學者、文化人是不自覺地參與了這個漂白工作）。
更令人擔心的，除了香港出現改寫歷史的暗湧外，在中國大陸近幾年也開始出現為已經被中共中央徹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翻案的趨勢。2012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第一任伊始，就提出「兩個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說法，這就等於推翻了上述1981年中共中央的決議對「文革是錯誤的」這個定性，為「翻案文革」走出第一步。2018年初，習近平第二任伊始，就通過新版教科書來美化文革，把原先定性為「災難」的文革，美化為「艱辛的探索」，並以「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這一說法來淡化這場災難，這等於為「翻案文革」走出第二步。這使人想起2012年三月前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他任內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2012.3.14）上憂心忡忡地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每個有責任的黨員和領導幹部都應該有緊迫感」。溫家寶在他總理的高位上，必然知道更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他出於責任感不得不承認有這個危險。很不幸地，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在大陸和香港都同時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出現為文革翻案、為暴動翻案的逆流下重溫吳荻舟的文稿，就顯得很有現實意義。吳荻舟長期在香港領導各方面的工作，參與策劃及領導「兩航起義」、「招商局起義」、「雲南起義」等重大事件，因此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六七暴動時，他直接在周恩來總理身邊工作，不但與聞其事並曾親身制止極端的行動（例如私運武器到香港），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不幸的是，在文革的時空裏，這恰恰成為他立場不夠堅定（實質是不夠「左」）的證據而被「隔離審查」，並被視為「敵我矛盾」而遭「下放幹校勞動」十多年的厄運。讀他的文稿，對於當前出現的翻案逆流，能夠起到暮鼓晨鐘、孟春木鐸的警示作用。他的文稿提醒人們要十分警惕目前在大陸和香港出現的這種美化文革、美化暴動的逆流，這是筆者決定為他的《六七筆記》作注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