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巧不成書。《時代》周刊撮要轉載史勳彪（Steven Brill）的新書《大沉降（Tailspin）》，《大西洋》雜誌則發表40頁長文控訴「新貴族」，《華爾街日報》更轉載了普渡大學校長鄧柳詩（Mitch Daniels）向當屆畢業生作的訓話。三者觸及的核心問題如一：美國出現了個新階級，財富兩極分化，形成社會撕裂。史先生稱此新階級為受保護的賢能一族（Meritocrats）；鄧校長稱之為貴族（Aristocrats）。按佔領華爾街者的口吻，即是社會頂層的1%；為求精準，《大西洋》雜誌認為該是9.9%。
美國脫英革命成功後，軍隊兩度試圖擁立華盛頓為帝。他一再斷然拒絕，由是建立了共和道統。林肯以「眾生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為立國命題，經過200多年的民主自治，美國人莫不以無分貴賤、人人自由平等為美國精神，並以此為榮。
若然如此，此「新貴族」又從何而來？鄧校長說，來自教育：「史上從未出現過此種貴族。他們家世並不顯赫，復欠豐厚家財，其祖上更非專制統治階層讓子憑父貴。新貴族乃知識經濟的產品，成就為新貴，他們天聰固然過人，更受惠於後天的優質教育。新貴們物以類聚——一起工作，聚群而居，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互相通婚，孕育同一樣的子女，從而展開另一回的循環。不知不覺間跟命運不及他們般僥倖、教養不像他們般優越的一群隔離。此自我隔離的傾向令人憂心。美國人再不互諒溝通，族群撕裂激化為仇恨。社會瀰漫對抗，這跟美國自我管治的民主憲政架構兩不相容。」
大企業僱說客鑽法律罅搵着數
新貴乃優質教育的產品，此言非虛。即以史勳彪而言，他跟特朗普一樣，出身普羅大眾聚居的紐約皇后區，卻打通門路入讀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寄宿學校，麻省的鹿原學院（Deerfield Academy），繼而升讀耶魯大學及其法律學院，畢業後創辦了專業期刊《The American Lawyer》。優質教育何以諷刺地釀成社會撕裂？史勳彪說，那主要是精英學府培養了一班長於鑽法律罅搵着數的能者，讓他們搵着數、發大達。
如何搵着數？一切從50年前說起。那時民主黨的詹森總統在越戰升級的同時推出「大社會」福利政策，大炮與牛油並舉；那固然引發通貨膨脹，政府更擴張編制、加強干預——即是製造越來越多法律罅讓挑通眼眉毛的精英搵着數。即使政黨輪替，共和黨的尼克遜上台，干預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當中環保署此新猷的殺傷力尤其厲害，其後遺症至今方逐漸扭轉。
干預如何讓精英發達？《大沉降》舉了這個例子。1971年尼克遜總統成立了職業安全及健康署（OSHA），其初衷是防止工業化學品傷及工人。企業聘用律師鑽研條例以自保。一法立而一弊生，干預繁殖出一群專門咬議員耳仔以修改條例的走廊說客（lobbyist），其人數比國會議員多20倍。條例不斷繁衍，寫出數以百頁計的條例守則，及一支收費不菲、專門鑽勞工條例漏洞的律師大軍——新入職律師的薪酬自1967年以來漲升了3倍。
無論是走廊說客或精於鑽漏洞的律師皆非省油的燈，只有財雄勢大的企業才有本錢找他們效力。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經說客、律師走罅修改的條例對誰有利，毋須細表。結果是大者越大，中小微企逐漸被邊緣化，甚至給擠出市場。被排擠淘汰的企業，其員工會如何看待雙手不沾機器油污的說客、律師？不說也罷。
收入兩極分化，中產的日子也不好過。《大沉降》指出，過去40年美國中產的實質收入基本上沒有改善過。與此同時，頂層1%的人，其收入大漲3倍。年屆30歲的一代，過去有九成機會賺錢多過其父母，現今只有五成。這麼一來，社會焉能不撕裂？
無論是史勳彪或鄧校長都將矛頭指向優質教育。那顯然是找錯了對象。若無法律罅可鑽，不管精英們如何挑通眼眉毛，他們安有用武之地？大企業若是沒有找他們鑽法律罅，精英們又何來機遇悶聲發大財？精英貴族湧現，不遲不早，跟政府大肆干預同時發生，又豈事出偶然？特朗普憑反精英進駐白宮，上場後又不餘遺力削除干預。對付精英，那是瞄準目標、有的放矢了。
楊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