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9周年之際，香港眾志發表以「我們要有不愛國的自由」為題的六四宣言，指「愛國」兩字已被政權操弄至變質，港人必須對「愛國」及「愛國民主運動」作出反思與批判。眾志的宣言主要是針對「愛國」淪為中共壓迫人民的工具，而中外不乏公民有不愛國自由的論斷與司法案例，更從歷史、人權、哲學等角度印證，既要警惕愛國成為專制工具，也要警惕政客藉愛國謀利成為愛國賊。
陳獨秀批國家是騙人偶像
眾志的宣言指出：「在『愛國』被挪用作壓迫人民的工具的今天，倘若港人不對以『愛國』之名進行的壓迫加以提防；反讓國家認同成為民主運動的絆腳石，無疑是對八九民運中的犧牲者最大的諷刺。」以年輕人為主的眾志的這番感言，其實質應是要區分中共與中國、區分國家與政權、區分中國與香港，不讓愛港、愛國、愛黨之間出現等號，這只是樸素的政治訴求，有人在眾志的facebook專頁斥之為偏激，甚至叫囂有滾出中國的自由，實在無視古今中外對公民應有不愛國自由的論述，這其中包括中共創黨人之一陳獨秀。
近百年之前，陳獨秀在《新青年》撰文指出：「國家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他後來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一文中明言：「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不幸的是，百年過後，中共創黨人所批判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淪為中共箝制中港兩地人民思想、言論自由的工具。
事實上，對國家、對愛國論保持警惕和距離的，不只是在忠君愛國意識濃厚的中國生長的政治人物，也包括外國的科學家。1931年11月22日，愛因斯坦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說：「一個好聽的但卻被濫用了的名詞：愛國主義。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中，這個虛假的偶像到處產生了很壞的和極其有害的影響。」在以「科學沒有國界、科學家有祖國」為訓辭的中共眼中，退出德國籍的愛因斯坦豈不是成了叛國賊？
香港高官政客變身愛國賊
眾志的六四宣言還以《國歌法》本地立法為例，批評中港政府企圖藉此將「侮辱國家」以刑事罪名立法，意圖恫嚇市民、消滅反對聲音。《國歌法》之所以法網陷阱多多，正因為當局視之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迥異於民主國家國旗法、國歌法的寬鬆。
香港學者莊耀洸、盧恩臨多年前曾撰文〈學生是否有不愛國的自由？〉，引用了美國兩宗權威案例，包括西維珍尼亞教育局、伊利諾伊州先後通過決議和法例，要求學生參加升旗禮時朗誦效忠誓約，但都遇到學生因宗教信仰而拒絕。結果，法庭裁定有關決議、法例違憲，法官更寄語國會和學校，民族團結不應靠消減反對聲音來達成，強迫統一意見只會造成惡果。
不幸的是，香港仍在反其道而行。《國旗法》的執行、《國歌法》的訂立越來越嚴苛，正正暴露中共在香港推行愛國愛黨政治、司法的真面目，暴露香港親共高官、政客變身愛國賊愛港賊的真面目。
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之下，在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之際，我們想有不愛國的自由，是何等艱難？眾志的六四宣言，只是重拾百年前中共創始人的論題，但難免受到愛國賊愛港賊的圍攻，而北京大學前校長胡適的名言亦堪為激勵：「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
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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