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在那春夏之交，數十萬香港人冒着暴風雨湧上街，高舉「建設民主中國」的旗號。過隙白駒經歷29年了，閃爍的燭火仍在維園堅持着，然而物換星移，這薪火雖然得以相傳不滅，但亦顯得難燃。
在六四的議題上，一直走來，都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即使建制派，亦甚少公開批評。面對着早年的中港矛盾，至近年來的本土思潮，不單是港人與內地的對立，更是本土和泛民陣營的分歧。燭光集會自然觸動本土派的神經，一再燃起否定六四集會的意義。
毋庸置疑，六四這一段歷史，的確為香港帶來激盪的影響。在了解香港社會脈絡，六四集會定必是一門必修課。當年夾雜着回歸與香港前途等議題所引起的自身不確定性，六四事件使大部份香港市民自然地走在一起，聲援北京學生的社會抗爭。這麼大規模的社會反響，不單是出於抗議政權所採取的處理手法，更多的，是很多港人對中共的不認同，抗拒不公平的制度；亦某程度反映出當時香港社會對於成為「後殖民城市」的擔心和表達出的港式民主之訴求。在這價值觀上，逐漸建構成一種「政治共同體」，強烈表達反對專制統治以及社會不公義。
若果，以強烈的敵我意識，強行將以偏蓋全的演繹，套在整段六四事件以及悼念六四的集會上，主張把這段歷史傳承畫上句號。不單只是漠視這段歷史於香港本土所產生的影響以及所反映出的社會觀；根柢這些主張其實只純粹是對中共政權下國民身份認同的抗拒、排外愛國。把複雜的歷史事件碎片化，亦等同分裂了長久以來建構着的共同體。
在威權政府的時代下，如何使悼念六四來得更有效表達當中的意義，把事件聚焦於哪一方面，以便反映追求政治平等的共同體，確實很值得我們再三反思。而不是全盤推倒，告別成就我們的歷史。
三世
香港公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