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劍橋大學英文系教授來辦講座，主題大概是說人性與節制，尤其是一群人一起有節制地不做一件事情。譬如很多宗教裏常見的封齋，嬉皮士文化裏的不修邊幅（不花時間和力氣美化自己的形象），絕食，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等等等等。
教授旁徵博引，從生物學的鳥叫到緬甸1970年代的抗爭無所不知。不過年輕的博士們也不差，大家非常有禮貌舉出一個個反證，有人問節制是否也是出自無奈（譬如東亞最近無力消費的草食男和佛系青年──沒錯啦，問的人是我），有人問節制是否意味着特權（你要有肉糜才可以選擇不食肉糜），有人問節制是否導致不作為──香港世代之爭無疑是很好的例子，勇武與和理非非的博弈，這一代的窮途末路和黃金一代的左右逢源，種種代溝衝突某程度上也是對於前輩的不爭的氣憤。
教授成名多年，處變不驚，只說他的關注點在於指出人類的這個性質，又說他是樂觀主義者，常常看到節制的好處，比如不消耗太多資源保護環境，不佔領太多土地引發戰爭。英國人講話繞來繞去，都是套路，時不時丟個自嘲的笑話解圍：「如果我說服不了你，我也沒辦法呀。」抑或是「作為學者我做好研究就好，政治不是我的菜，不然我就去從政啦。」
不幸是在座大部分是德國人，大家信奉另一套：「be polite, but be persistent」，所謂彬彬有禮的固執。學生老師拿出一個例子又一個例子不住問節制真的好嗎，所有的節制都是好的嗎？這種張力着實好玩，但也許側面說明節制真是特權，對於功成名就者而言，退後一步，海闊天空沒有錯；可是對於普遍失落的千禧世代，總是後退，可能只會跌落懸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