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會有人問在德國讀書有什麼不同，我每次也講不好。只是聽在英美讀書的同學講起經驗，覺得德國格外古老和奇葩。
一方面，博士更像工作而不是一種學生狀態，沒有必上的課，如果不在實驗室那每日都是你一個人，出去人人都覺得你是專家，相信你在論文領域內的專業程度；另一方面，學校等級制度又特別森嚴。德國和美國不同，一個院系裏終身教職的席位教授可能只兩三個，所謂chair。這椅子上的三兩個人掌握絕對權力，雇用哪個年輕教師，如何花費經費全是chair說了算。而助理教授也和香港不同，是助理＋助理教授的意思──既是初級研究人員，也是所屬席位教授的助理。給學生寫推薦信、填寫行政表格、甚至秘書工作，都是這些年輕人做。說年輕，也不很年輕，四十歲出頭的也常見。他們的功底非常紮實，著作等身，但無奈就是沒有教席給她們──終身席位很少增加，只有等到現任退休甚至去世，才有機會換人。
這本來已經夠讓人足夠沮喪，今天中午會議餐，一個教授喝多少少，開始八卦每個同事的家庭背景。他一個席位教授、一個席位教授數過去：「×××的父親是經濟學教授，母親是家庭主婦；×××的父親是大律師，母親是教授；×××的父親是德語教授，叔叔是語言學家……」我問：「那你呢？」他喝口紅酒大方介紹，他的哥哥、爸爸還有兒子都是教授：「倒不是我們有多聰明，只是教職這條路，起碼在德國，是很講know-how的，說什麼、吃什麼、做什麼，有自己的code，不是圈裏的人，很難進來，階級上升很少見。」
看着留學生皺起眉頭，他又補充這是普世現象：「我在耶魯教書時，博士生的父母也是博士；在日本教書，不但教授的孩子很容易讀博士，還常常留在父母的大學任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