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初中國文課本有一篇範文，是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最近還有人在香港電臺談及，說值得一讀。
其實無論文字還是文意，《差不多先生傳》都不及格。請朗誦以下一段文字：「 他小時候，他媽叫他去買紅糖，他買了白糖回來，他媽罵他，他搖搖頭道： 『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短短三十八字，「他」了七次，累贅不堪。請看《世說新語．假譎》之寫曹操：「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後佯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整個故事，「魏武」只一見，那裏要反覆多次。胡適那段文字，也只用一個「他」就可以：「他小時，聽母親使喚，去買紅糖，卻買了白糖，給母親罵，還搖搖頭說：『紅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嗎？』」
至於文意，《差不多先生傳》更連自圓其說都做不到。該文第一段開宗明義，說「差不多先生是全中國人的代表」，其後卻說他錯買白糖，給母親罵；讀書時錯把陝西作山西，給老師批評；做錢鋪夥計時常「千」、「十」不分，氣殺掌櫃。然則差不多先生的母親、老師以及那掌櫃，分明都不甘於「差不多」，難道都不是中國人？胡適說中國「人人都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那他自己怎麼不在「人人」之中，還能洞察「人人」所病？而「成了一個差不多先生」的「一個」當然也是贅詞。總之，《差不多先生傳》只是民族自卑時代的一篇下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