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命好，是一個富二代，雙親留給我的不是錢，而是教養。
他們鼓勵的是獨立的思考，並從中引導，絕對不說教，讓我們四個子女自由發揮。
自己的努力奮鬥也有幫助，但這不是最基本，努力是理所當然的事，當今被遺忘而已。
這一切都有前因後果，但是運氣還是主宰着我一生人，是的，我是幸運的。幸運在一顆炸彈投到我家天花板，沒有爆炸，否則怎麼還有那麼多話說？
幸運在我媽媽揹着我逃難，日本人的轟炸機低飛，用機關槍掃射，母親自然反應地跳進溝渠，留着我在外面大哭大叫，還能避開每一顆子彈。
更幸運的，我一生沒有遇到鬥爭，沒受過逼害，小時雖然也經過災難，但都能在事後當成笑話來講。
長大後，不知不覺地搞上了電影，更懵懵懂懂當上了所謂的作家，都是運氣所然，若是活在其他年代，邊都沾不上我這種半桶水的學問。
更因為我父母來香港小住，我帶他們去吃廣東點心，座位要等個半天，坐了下來，侍應的態度又差，致使我在專欄上多寫關於吃的經驗和食材，令致編輯們以為我對吃很有研究，叫我寫食評！造成了一股黑勢力，以後位子有了，態度也轉為親切。
我這所謂的懂吃，只是懂得比較，這一家比那家好，另一家更為精采，比較的結果，就是「懂得」了。
但還是運氣，而運氣在那裏？運氣在碰上我還能趕上尾班車，吃到許多瀕臨絕種的食材，還吃到像黃魚鰣魚那類海鮮。
當然古人不當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古人不可能像我一樣飛到日本吃刺身，而他們嚐的只是中國名廚手藝，不會像我那麼幸運去吃到法國米芝蓮三星，保羅·包古斯親手煮的菜。
我每天感謝上蒼，讓我生活在每一個區域的黃金年代；我出道時幹電影，那時候的戲院可以坐兩三千人，觀眾和銀幕上的人物一起歡笑，一塊悲傷，當年拍甚麼戲都能賺錢，香港電影的市場龐大，可以先「賣埠」，越南、柬埔寨、寮國，至到所有海外華人的市場都來「買花」，等於是預購版權，加加起來，已是一部電影的製作費，還要有利潤。
這都要拜賜錄影帶DVD還沒有發明，盜版的情形還沒有發生。
更幸運的是香港電視只有兩個台可以選擇，電視的尺度也還沒那麼嚴謹，讓我們三個人胡作非為，抽煙、喝酒、騷擾對方，都能原諒，得到空前未有的收視率。這種節目，是空前絕後的。
命運還安排了一些悲劇，Beyond的黃家駒在日本富士電視中意外身亡，日本人慎重其事地來香港為他舉辦喪禮，而一切的安排由我去協助。富士電視感恩，讓我上他們的烹飪節目《料理的鐵人》當評審。
我有甚麼說甚麼，與其他評審有別，他們都不太肯說實話，只有我一個批評這個好吃，那個太難吃了，快些從我面前拿走！
說的實話成為嚴厲的批評，日本叫我為「辛口Karaguchi」，觀眾們大為受落，編導一次又一次地邀我從香港飛去，得到的酬勞非常可觀。
當年正好遇上日本經濟起飛，不惜工本搜集天下最貴的食材，邀請世界名廚來競賽，讓我有機會與他們結交，也令我在日本的美食界打開了名堂，去甚麼日本最好的餐廳，都受到尊敬。
美食節目因此產生，我在無綫做的《蔡瀾嘆世界》也剛好遇上國泰航空最輝煌的日子，他們出了龐大的製作費讓我周遊列國，享受到當年最好的美食。
在北海道拍攝的第一集，和李嘉欣大浸露天溫泉，當年沒有人在冬天去北海道的，後來也變成大受歡迎的熱門旅遊地，許多朋友都要求我帶他們前往，就是我組織美食旅行團的開端。
又遇到旅行團從來沒有那麼高級的，市場就打開了，一團接一團，都是爆滿，這都是一波接一波的後果。
寫文章時，是報刊的黃金年代，那時候的《明報》和《東方日報》的副刊最多人看了，當今比我寫得好的多的是，但報紙的銷路，已今非昔比。
出版成書，也是香港人讀書最盛行的年代，能一本又一本，都是因為遊戲機還沒發明，電子讀物也沒人想到，香港書展擠滿了人，都不是去買漫畫的。
最幸福的連番遇到許多好朋友和好老師，金庸先生、黃霑兄、倪匡兄，向他們學習的事多不勝數，學習書法的馮老師，更令我在雅趣上得到無上的歡樂。
今後的科技，也許會讓人活到一兩百歲，但是食物已被快餐集團統治，美好的天然食材已經絕跡，空氣充滿污染。有甚麼比當今這個年代的美好？今後的香港也許更為繁榮，但是我認為我的運氣還是好的，若有其他的轉變我歸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