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不少醫生朋友，也認識不少敬業樂業的醫生。可是，我不會說香港所有醫生都是仁心仁術，操守和醫術都是世界第一。同理，我也不會說香港所有醫生都是唯利是圖，將自己的好處置於病人的利益之上。公道講，任何行業都有良莠不齊的問題，醫生也不例外。
醫生質素不能一概而論好或不好，但香港的醫療制度，尤其是公共醫療制度，明顯存在超負荷。隨着香港人口增長，加上高齡化的趨勢，醫療服務資源的分配亦難免需要重新考慮，當中包括醫療融資、人手供應的問題。
香港醫生培訓水平整體是高的。但香港兩所醫學院，每年提供420個醫科學額又是否足夠？但也有人提出，勉強增加學額，極可能影響醫科畢業生的平均水平。
引入海外醫生不是甚麼新鮮事。過去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在其他英聯邦國家合法執業的醫生，可以經過簡單的註冊便在香港執業。這個制度隨着主權移交而改變。當然，在香港這種高度發達的社會，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醫學院和醫生培訓；但是正因為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也不可能甚麼都不假外求。正所謂出處不如聚處，要是香港能夠吸納世界各地最精英的醫生和醫科畢業生，難道不是市民之福嗎？
「中門大開之後，你估政府唔會大量吸納大陸醫科畢業生咩？」這一點，我只可以說，要怪便怪這個政府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我也有聽過不少醫生朋友說，在香港行醫基本上離不開醫管局的制度和控制；就算是私人執業的醫生，也難免跟公立醫療制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畢竟，香港絕大多數的醫療資源就是掌握在醫管局。故此，海外醫生和醫科畢業生必須經過在公立醫院實習的階段，否則這些過江龍就算可以行醫，也不會有必須的資源和人脈去服務病人。每當討論到此問題，香港醫生業界和代表擺出的姿態基本上是在專業自主和實際需要的大前提下，進入門檻是必須的。
然而，專業自主演變成保護主義，甚至乎影響到病人利益，也是鐵一般的事實。醫生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有異乎平常人的特殊地位，特別是在香港這個缺乏有效而公平的代議政治的地方，醫生利益的政治影響力就更明顯。事實上，不少醫生在其他與醫護無直接關係的範疇擔任公職，也是一種權力的投射。
官僚未能有效分配資源
問題是，醫生的專業是醫療，資源分配的問題卻是另一個專業。早在1997年，政府委託哈佛大學團隊就香港醫護體制作研究，其報告《香港醫護改革：為何要改？為誰而改？》指出，本港醫療體制的一大缺點，就是這個體制以及醫療融資方式難以長遠維持。報告發表至今近20年，本港公共醫療開支不但高企，而且有增無減，但是公立醫院人手緊張，尤以專科服務情況更為嚴重。醫生利益的直覺，就是要增加醫生的收入，減少人手流失到私人市場。
可是從來沒有人質疑過，在醫管局的官僚主義作風之下，人手是否得到最有效的分配。本來，透過改革醫療融資，促進私人醫療服務市場發展，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借助資本主義的管理方法，令到人手資源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和應用。
醫療服務資源分配，其實不單是醫生的專業，其他持份者和專業的意見也應該有同樣的份量。否則，所謂的醫療融資改革最終恐怕未必能促使真正的轉變。可惜，醫生業界當中有不少名醫太戀棧權力和個人利益，對其他專業亦缺乏基本的尊重。或許，改變醫生業界的傲慢，是一切改變的原始起點。
利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