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一套新電影叫《風再起時》，講述「四大探長」事迹，那亦是警隊最不受歡迎的年代，因此才會有「好仔唔當差」一說。直至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警隊隨之而進行內部改革，變得專業化、社區化，在短短十多年間一躍成為全世界專業水平最高的警務隊伍之一，不少香港市民也對自己的警隊引以為傲。
我還記得自己參與03年七一遊行時，50萬人走上街頭，把港島街頭擠得水洩不通；雖然大家心中充滿怒氣，但目標都是指向董建華政府，示威者和警察也能和平相處、克制忍讓，沒發生大型衝突。
可是近十多年來，隨着政治爭拗和社會矛盾日增，當市民走上街頭表達不滿時，警方的對應手法似乎比過往欠缺耐性。梁振英上台後，情況更是變本加厲，一些「愛字頭」團體更出來挑動矛盾、製造衝突；另一邊的團體和市民，如採取相類的對抗手法，甚至肢體碰撞，衝擊事件便有可能發生。無論是甚麼團體引致的衝突，警方若不嚴正執法，應拘捕的不拘捕，不應拘捕的反而武力拘捕，便造成市民對警方濫權濫捕之感。
警方在過往不少群眾運動或警民衝突時不斷強調守法的重要、不能姑息縱容任何激烈行動，但另一邊廂又縱容某一些政治聯繫人士的惡行，甚或警隊內部的違法違紀行為，如七警、朱經緯等。結果，由過往的互諒互讓，演變成現在的各不相讓、相爭對峙。根據港大「市民對香港警務處表現的滿意程度」調查，公眾對警隊由2007年6月八成滿意淨值的高𥧌，跌至現在只有37.1%，而且是連續三年滿意淨值低於50%。
即使現在大型群眾運動發生頻率減少，但公眾對警方的不信任也因而轉至他們日常各種違法違紀事件上，甚或放大這些行為。這正是警隊被迫介入政治紛爭後所承受的惡果。
現代警察制度創始於18、19世紀的英法兩國，而最早為警察執法制訂指導性原則的就是英國，該原則被稱為Robert Peel's Principles（皮爾原則）。該原則合共9項，其中心大原則是Policing by consent（基於人民支持的執法）。在這個大原則下，警察的首要重任是服務市民，警察與普通市民之間的區別僅是一身警服以及獲得薪酬，警察能夠行使多少權力也是取決於市民的認可和信任。因此，警察不能偏幫任何個別人士、派系，甚至政府自身，他們只能絕對公正地為法律效力。
警隊應恪守專業中立
這也是為何在殖民地時代警方會強調「政治中立」。冷戰時代的香港，是各個政治勢力聚居的地方，不時亦會發生派系衝突，若警方作為一支有實權、有武器的半軍事組織偏向任何一方，又如何能取得市民的信任，使社會秩序不受境外力量影響呢？這個「中立」，不僅在政治上，1973年時任警務處處長薛畿輔親自下令逮捕葛柏，在內部懲處違紀警員，不論高級與否，也是以法律為依歸，公正而中立執法，這次行動亦使市民開始對警隊稍為改觀。
可是在40多年後的今天，雖然貪腐問題有所改善，但在公正而中立執法一事上，卻不如往時，無怪乎「好仔唔當差」一詞又興起。
要重拾公眾信心，恢復警隊尊嚴，絕對不是靠甚麼辱警罪，而是讓警隊重回專業，公正中立的地為法律效力。不論面對何等人士、派系，還是警隊內部，均應一視同仁，平等執法。同一時間，也應該加強和改革公眾對警隊執法的監察，既是提醒警員行使權力時要謹慎細微，也是讓公眾對警隊有更多了解，減少誤會分歧的情況惡化。
葉建源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