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今年3月出席一個台灣論壇時，說了句：「反專制成功以後，我們可以考慮成為獨立的國家」。然後，香港政府、港澳辦、中聯辦、建制派等一干機構，都不甘後人的指摘戴耀廷「鼓吹港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日前更指，發表「港獨」言論亦應屬將來基本法23條立法考慮規管的範圍。
雖然筆者翻看戴耀廷出席論壇時的講話，怎樣聽都聽不出他在「播獨」，但聲討戴耀廷的行動一時之間波瀾壯闊，令人以為一句「獨立」，就足以令一個泱泱大國滅亡。一句說話，可以亡國嗎？
這個貌似異想天開的問題，2500多年前已經有人問了。《論語．子路篇》記載，問「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的是當權者魯定公，回答他的是孔子。孔子說：「話雖不可以如此說，但是，假若當權者說的話不正確，卻沒有人敢違抗，不就近似於一句話便喪失國家麽？」若從孔子這番說話來看，今次戴耀廷事件，焦點其實不（應）是戴是否支持港獨，而是當權者有沒有讓民眾指出他們錯誤的自由，亦即討論政治的自由是否足夠。
《尚書》就記載，在夏朝亡國暴君桀的統治下，曾有人發出「這個太陽（桀自比太陽）為甚麼不消失？」的言論。而孟子曾當面質問齊宣王，如果王認為將自己的妻子交給朋友照顧，而朋友疏於照顧的話應該絕交，將領土交給官員管理，而官員管理不好的話應該被罷免，那麼當權者治理國家不好，那該怎麼辦？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更引用孔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當着梁惠王的面，痛斥這個當權者，自己廚房有肥肉、馬廐有肥馬，卻令百姓捱餓，簡直是「率領禽獸來吃人」。
這些例子想說明的是，古代的中國尚且容許當面批評當權者的自由，甚至有詛咒當權者的言論流傳於世。但今時今日，我們可有相同的言論自由，去批評當朝的執政者？我們見到的是，2017年的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代表政府重申：「我們不希望看到用一個所謂言論自由的空間鑽空子，去鼓動『港獨』這個理念」云云，2018年的香港，特區政府對戴耀廷上述的言論「感到震驚，並予以強烈譴責」。
言論自由警惕當權者
但是，大逆不道的言論，為何還要容許其存在？筆者想到至少兩個理由。19世紀英國哲學家密爾（JS Mill）就以春秋戰國的古代中國為例，指出社會進步，必須建基在容許批判、挑戰世俗的自由。容許歪理存在，其實就是容許大眾透過反覆討論，使真理越辯越明；一旦國家一錘定音，立法禁止某些眾所周知是錯誤的言論，這樣反而令大家只能被動地接受「所謂真理」。墨守成規會阻礙文明發展，令整個社會都蒙受損失。因此，「阻住地球轉」的，往往就是遏止言論自由的當權者。
可能有人會問，不論戴的言論有否「播獨」，這跟批評當權者有甚麼關係？如果國泰民安、社會和諧，又怎會有民眾響應推翻當權者去另立政權？因此，另一個容許自由討論政治的理由就是，那些對當權者的批評，甚至是對建立新政權的嚮往，其實是當權者統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寒暑表，反映民心向背。容許這些言論在社會上流通，並非因為這些言論都有道理，而是為了讓當權者隨時都有所警惕。國家治理每況愈下，種種挑戰現政權的想像就會應運而生，為當權者敲起警號；反之，只要當權者一日都眾望所歸，所有挑戰政權的言論自然會沒有市場。
因此當香港社會出現對港獨的討論，執政者首先強烈譴責的不應該是他人，而是自己。要阻止港獨的討論流行，依靠的不應是嚴刑峻法，而是以良好管治贏取民心。所以，筆者對現在北京、香港政府的做法十分憂慮，無論怎樣看，政府容許我們討論政治的自由，都比二千年前只少不多！到了所有不為當權者所喜的言論都被法律所禁，對政治縱有不滿，都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失去了政治警鐘，不代表就沒有了政治危機，只是當權者再也收不到政治警報的訊號而已。所以，孔子對我們的告誡言猶在耳：「將所有挑戰當權者的說話都立法禁絕，而沒有人敢違抗的時候，小心一言喪邦！」
賴卓彬
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系榮譽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