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以往經濟成功有目共睹。過往24年，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公佈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自由經濟以往給予香港無限機會，但同時亦限制本土企業發展機會，造成大型企業壟斷及主導香港產業發展方向。
積極不干預給予外資公司來港發展空間，也造就了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及亞洲金融中心，但在這個光環背後也潛伏了不少問題。
2007年金融海嘯，全球政府均推行量化寬鬆政策，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經濟發展易受外圍影響，加上香港一直採取積極不干預及聯繫匯率制度，港元與美元掛鈎的保障，成為投資者熱炒勝地。在量化寬鬆環境下，資產價格的上升會遠遠超過工資的上升。樓價失控創歷史新高，生活成本的上升也會超過工資的上升，打工仔成為最大的輸家，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政府傳統的積極不干預未能遏退炒風，除了縱容炒賣及影響民生外，亦對新經濟產業造成一定的困難。本地創科發展已經落後於外國，而香港市場亦只是個700萬人的市場，香港的初創公司又怎能與有過億人市場的中美獨角獸公司比拼呢？
在舊有經濟產業，結果也是相差無幾。當外資龍頭來港發展，在缺乏政府扶持下，本地一般小企業實難有足夠資源跟它們競賽。以我們的本業建築為例，過往十年香港大型基建項目，港資公司能打敗外資龍頭，以總承建商身份參與大型基建項目實在屈指可數。大型國企及外資龍頭憑藉它們過往的大型基建經驗優勢正逐步壟斷本土市場，相比之下，能達到入標門檻的香港公司則不足五間。是我們香港公司能力不濟？還是積極不干預的營商環境未能給足夠機會予我們呢？
競爭力降樞紐地位弱化
競爭力是相對的，不是着眼你有多強，而是着眼於你比你的對手強。只要香港競爭力比人強，機會仍會留在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才會有上游的機會。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經濟表現亦未見突出，其中一個競爭力下降的警號是自2008年開始，代表境外母公司的駐港公司開設地區級總部及辦事處的比例不斷下降，香港再不是企業作為亞洲總部的必然選擇。香港競爭力不斷下降，我認為歸咎於兩點：
一、食老本。現時香港經濟發展仍依賴傳統行業支持，整體社會及政府不求突破，沒有正視怎樣發展新產業，不斷地食老本。要提高競爭力，就要增強固有優勢及發展高增值產業。香港80、90年代靠金融、地產及製造業崛起。今天，香港的發展仍然依重金融及地產業。製造業方面，餘下的工廠不是搬往內地，就是搬到其他新興國家。長期側重金融及地產業，造成香港經濟過份倚賴舊經濟體系，隨着時間的洗禮，加上越來越複雜的監管條例，令經營成本增加，創新則更加困難。而作為亞太區金融市場的領導者，香港金融業至今竟然缺乏「Fintech」的代表作就足以證明。
二、不扶持。在發展新高增值產業方面，香港不是沒有嘗試，只是有心無力。早在1999年，政府已成立數碼港推廣創科，可惜政府缺乏長遠政策支持，沒有把樹苗培育成經得起風浪的大樹。香港在創科方面不論起步及投入均落後其他競爭對手。新加坡政府投入的科研經費佔當地GDP比率是香港的3倍。深圳有騰訊、華為、大疆、華大基因等赫赫有名的創科企業群，當地政府投入的科研經費在GDP佔比達4.05%，對比深圳市的GDP增長貢獻更超過50%。相較之下，在金融市場上舉足輕重的香港，似乎沒有跟上全球創業大潮的節奏，未能把握全球創科熱浪中轉型的機會。創科發展如此落後，是更加需要扶持的時候。近年政府雖然加推資助計劃支持創科，例如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撥500億支援，但是到目前為止，為甚麼社會上聽不到太多具代表性的本土創科公司在香港創出成績？例如DJI大疆最後不選擇香港而選擇深圳，資金是其中一個因素，有利創科的營商環境亦是重要的因素。
社會撕裂比沙士更致命
2003年的沙士（SARS），晃眼過去15年。當年沙士一役，香港股市樓市皆跌，百業蕭條。如今，香港經濟走出低谷，但患上較沙士更致命的病——社會撕裂：自由行、水貨客、雙非產子、搶奶粉、劏房、樓價失控、貧富懸殊等議題爭拗不斷，令小市民覺得彷彿生活無改善過，更無法重拾沙士時的團結精神。
尤其是，年輕人及打工仔看不見出路，整體社會氣氛灰暗。上述經濟民生問題加劇小市民對政府甚至國家政策的怨氣，對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認受性越來越低，更逐漸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現在土地不足，「上唔到樓」成為香港年輕一代的憂慮。立法會一方面監察政府施政，另一方面又製造不少政治問題。政府則忙於拆解政治炸彈，民生經濟彷彿已經被政治問題騎劫，民生經濟已經不是當權者優先要處理的問題。至於怎樣建立高增值產業成為香港新經濟支柱、支持其他傳統行業、支持700萬市民生活、支持年輕人創業等等都被排於政治問題之後。「上唔到樓」正代表嚴峻的民生問題，若能解決置業困難等經濟民生問題，社會恢復上流力，讓小市民安居樂業，社會仍會如此撕裂嗎？這個問題值得社會各界反思。
彭一邦
博士工程師
周國康
工商管理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