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蘋果樹下》一書，記有所藏卜朗吟The Complete Poetic and Dramatic Works of Robert Browning，為胡適先生一百多年前的舊藏，董先生附上書影，可見扉頁上胡先生手書英文Suh Hu, Sept. 1913, Ithaca, N. Y.，再寫中文「卜朗吟詩集。適之」，並鈐上「適盦藏書」朱文圓印。董先生還說，「書中胡先生喜歡的詩句都劃了線，生字典故都校正查核，有的是鉛筆字，有的是鋼筆字。」
我因為收到日記手稿影印本，這些天一直斷斷續續的讀《胡適留學日記》，好奇殺死貓，追尋起胡先生和卜朗吟的因緣來。胡適留學日記，最初叫藏暉室劄記，卷三是民國二年至三年二月，在康南耳，即康乃爾大學。買到卜朗吟詩集的民國二年九月，沒有日記，我略感失望。卜朗吟第一次出現，是十月十六日，胡先生讀詩真仔細，他說：「西文詩歌多換韻，甚少全篇一韻者。頃讀Robert Browning，見兩詩都用一韻……以其不數見，故記之。」
接下來幾個月，胡先生從詩歌的韻律走進了卜朗吟的思想世界。民國三年一月廿九日：「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卜朗吟終身持樂觀主義，有詩句云：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forward …」，胡先生大讚之餘，動手譯為中文「吾生唯知猛進兮，未嘗卻顧而狐疑。見沉霾之蔽日兮，信雲開終有時。知行善或不見報兮，未聞惡而可為。雖三北其何傷兮，待一戰之雪恥。吾寐而復醒兮，亦再蹶而再起。」譯畢大感得意：「以騷體譯說理之詩，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
再後來的，則已是胡適研究專家的課題了：胡適一生從悲觀變成樂觀，實與這部卜朗吟詩集密切相關。民國五年五月七日：「余前作一文《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前月偶以此文為大學中『卜朗吟獎徵文』……前日揭曉，余竟得此賞，值美金五十元。」「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為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康乃爾校友通訊特地以《一位中國學生作了一篇最佳的卜朗吟論文》作出專題報導。其後，胡先生寫信向老母親報喜、重抄以上騷體譯詩寄老友胡近仁，再後來，胡先生到波士頓作卜朗吟專題演講、寫作《儒教與卜朗吟哲學》，從此悲觀的胡適之先生，成為了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啊說起來，都是因為現在藏在董先生家的這一本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