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難買少年窮。「糖王」郭鶴年夫子自道，說自小家貧立志發達。可是有傭人照顧起居、入讀修女辦的名校、私家車接送他三兄弟上學，這算是窮？文人多大話，為了提高閱讀興趣而強作窮而已。
馬來亞華商郭欽鑑老闆家裏的三少爺何以自小即想發達？小時候，他見到家傭打爛杯子被母親責備而一臉委屈，頓悟「獲取財富」方能擺脫貧窮、免於屈辱的道理。及其長也，從營銷大米、食糖、麵粉、炒賣期糖等，發覺自己「天性愛拼搏賺錢」，甚至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遠離貧窮後，他追求的不再是錢，而是「從匯聚造王者和決策者的商業世界中崛起，並且登上雲端」。
商界稱雄之志從何而來？來自先天。他身上有靈活變通的華商基因：「某人走進一家裁縫店。他說：『久違了，表兄，我在印尼混得不錯。印尼官方剛批了五萬噸糖給我。你有買家介紹嗎？』如果這個裁縫有商業頭腦，他會說：『當然有。』然後便搜腸刮肚的去想：『我的客戶裏，誰做糖生意的？』貿易就是這麽簡單。」
從父親身上郭鶴年又繼承了「只有中國人才懂得的公關技巧」——「自己省吃儉用，卻對朋友慷慨大方」——不斷發展生意網絡。先天資質輔以後天栽培，「在英國殖民地長大，受英國老師的教導」，因而掌握英語及其文化，讓他縱橫國際商場而游刃有餘。
郭鶴年橫跨四分三個世紀的營商歷程見證了關係網絡的威力。從日治時代效力三菱集團學習貿易營銷、戰後開始入口大米、食糖、麵粉等生活必需品，進而借助馬來亞獨立後架起的保護主義關稅生產食糖、麵粉，同時炒賣期糖，跟華潤旗下的五豐行建立關係，奠下改革開放後進軍大陸的基礎；利用印尼的華商網絡，從種植、提煉、到營銷，垂直經營食糖及棕櫚油；累積餘資，經營酒店業、發展地產——九龍香格里拉是他初次在香港投地。
郭鶴年的生意王國以大米、食糖、麵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為根基，起初那是因緣際會——17歲受聘於三菱——及後的發展則是他個人對生意營商的發見：大米、食糖等必需品需求穩定、市場龐大，其加工生產程序手辦眼見，「大大簡化了投資建廠的考慮」。是以他的第一條發達方程式是用簡單的辦法做大有需求的買賣。他斷言「採用複雜方式的人永遠不會出人頭地，因為他們在作繭自縛」。
靠關係的「自己友資本主義」
唯其簡單，在馬來亞或印尼煉糖或生產麵粉有欠批量、不符合成本效益。獨立之初這些國家卻以發展工業才夠體面，由是揠苗助長，催谷所謂入口替代工業——馬來亞搞過國營鋼鐵廠而搞出一鑊泡，郭鶴年臨危受命，亦回天乏術。既欠效益，本土工業要靠關稅圍牆保護。圍牆設得多高？設在哪裏？誰該享有保護？等等都由執權者定奪，殖民地精英教育替郭鶴年搭建的人脈網絡大派用場。
即以找郭鶴年出掌鋼鐵廠的敦．拉扎克（Tun Razak）而言，乃其新加坡萊佛士學院的同學，是馬來亞的第二任首相。郭鶴年說馬來亞頭六任首相都跟他有私交，新加坡的李光耀更不用說了。朝裏有人好做事，箇中道理，你懂的。郭鶴年第二條發達方程式是不斷發展關係網絡。他在印尼的麵粉廠、甘蔗園、煉糖廠既是這條方程式的發揮典範亦暴露了其陰暗面。
未到印尼發展，他已跟林紹良建立關係，不時飯敍，用閩南話交談；到了1970年方合作辦麵粉廠。關係看似親切，合作模式可教郭鶴年憤憤不平：他提供所有資金、技術、生產機器，卻只擁有四分一股權，其餘四分三歸印尼總統蘇哈托的堂兄及林紹良等華商所有。及至賺錢分紅，軍方先提取兩成，其餘八成才按股權分配。到1992年，林家甚至連那兩成股權亦吞噬掉。以其番書仔火爆性格，郭鶴年竟長期啞忍此「不平等條約」，官商勾結的利潤如何可觀，可思過半。
儘管賺錢，郭鶴年並不以此為馨香：「無論它開始是如何高尚，但很快就會步向骯髒。也許是極端的競爭使然，人們為了生活，只能隨着引力向下墮。若你是這卑劣世界中的一員，又怎能自稱是崇高的事業呢？」骯髒的「自己友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導致蘇哈托下台，隨着政府擴張權力其禍害可揮之不去，依舊在東南亞以至全世界肆虐。
乘着二次大戰後重建的經濟大升浪，發揮其英式精英教育的優勢，利用華商關係網絡，郭鶴年在這個「卑劣世界」獨領風騷。跟別的富豪有所不同的，是臨近謝幕，他回顧一生坦白反思，而非替自己面上貼金。是否骯髒卑劣並不打緊，《郭鶴年自傳》幫大家超越表面，看到了商業社會若干有血有肉的真相。
楊懷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