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弟兄：
正想提筆寫信給你，就收到你和太太及眾弟兄姊妹的來信。自2月13日一別，別來無恙？第一次入獄時收到你來信鼓勵，那時氣氛沉重，你還以為我一進監獄就可能要花兩年時間，誰知我可在三個多月後保釋出來，跟你和太太共晉早餐晚餐。記得那天我們討論東北案和公廣案，兩案對日後抗爭運動可謂影響深遠。現公廣案終審判決終出爐，我們都慶幸雙學三子不必重回監獄，而「公民抗命」理念亦被終院確立，甚至終院亦表明不同意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的講法，換言之也是還你一個公道。
只可惜，終院將暴力標準訂得太低，而且對涉及「暴力」的示威亦認同上訴庭看法，必須嚴懲阻嚇，相信會有寒蟬效應。我的好友法學博士生黃啟暘在最近歐洲人權法院的判辭中，找到相關議題，可是人權法院的角度卻與終院不一樣，反認為有偶發性暴力情況，法院判刑亦應合乎比例，與憲法所保障我們的權利相稱。這些觀點，我希望可透過東北案陳述，如果法庭尚有開明的心，定必會就我將提出的論據有恰當回應，而非像東北案般，上訴庭並沒仔細、具體反駁我的觀點，近乎以「無視」的態度來面對一位自辯的年輕人。
我們那宗佔中案終有開審日期，上年突被控「公眾妨擾罪」至今，你、陳健民和朱耀明相信受壓不小。我們一同被帶到區域法院，也許要面對以年計監禁，但我知道，我們還是會一如既往，致力組織民主力量。雨傘運動雖輝煌，卻使我們透徹了解組織力量不足。我們意見相若，將來民主運動發展必須依靠紮實的組織基礎，而且組織要講民主而非講傳統，更要堅持非暴力公民抗爭。然而，從何着手呢？連繫社區、工會等是標準答案，但仍有所不足，恐怕不同社群、團體有不同信念主張，要建立如你所說的「大台」實屬不易。記得我首次入獄前，我們同去日本三浦出席分享會，曾討論建立一個清晰具體的共同綱領，讓民主派可分享共同價值信念，加強「大台」向心力，不會輕易被波動的群眾情緒主導運動策略和部署。
捷克《七七憲章》、南非《自由憲章》，甚至大陸的《零八憲章》大抵都循此思路。要訂出大家同意的內容，可能需年計歲月，但畢竟也是個好機會讓我們再次招聚，民主審議，再進入下一階段的分工具體抗爭。我們有必要向港人（尤其是對政治、社會一直不感興趣的）闡述我們對香港的期許，豐富我們一直所說的「民主」、「自由」和「法治」內容，讓香港人選擇接受全面管治權或人民自主權，如果我們本被賦予「高度自治權」，我們也要清楚爭取真實的「高度自治」，而非目前虛假的模樣（從最近政協報告刪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換成「港澳台僑同胞團結聯誼」便可知一二）。共同信念、紮實組織、非暴訓練、民主教育，就是下場大型群眾運動、全港性罷工的堅定基礎，也是我們這十年的功課。
不少傘運年輕朋友期望透過大型堵路行動改變多年來的腐敗制度，一旦事有不成，就灰心喪志，有較極端的更怨天尤人，寧諉過於人，也不嘗試反思不足，尋找出路。年輕朋友躁動不安，也的確與主流民主派因循保守有關，但若不能看見自身不足，檢討過失，積極求變，即使明天再爆發傘運，肯定結果還是一樣。我在獄中接觸不少人，其實尚未了解我們所關注的議題，民主是甚麼？公民抗命為何？全無概念。監獄是小社會，我深信香港各處也一樣。如何將我們所思所想注入不同社區定必要花上好些工夫和時間，我們要忍耐承擔牢獄之苦，更要痛下苦功把民主訊息有效廣傳。波蘭有飛行大學，知識分子聯合起來為公眾分享見識，香港也會有類似的知識分子可擔當要務嗎？當中共打算以教育灌輸維穩為主的國家觀念（民族主義），大力鼓吹民族大義和中國夢時，我們又可將甚麼知識送給年輕朋友？要是我們沒交出甚麼，縱使香港年輕一代沒受民族主義薰陶，我亦擔心他們變得犬儒、民粹、沉迷陶醉在消費娛樂當中，猶如吸食鴉片，消磨抗爭意識，然而，只要我們努力，相信不至於此。
假如我們當真是「煽動者」，但願我們堅毅不屈的抗命精神可「煽動」更多年輕朋友關心不義制度帶來的貧富懸殊問題，我亦將花更多精力「煽動」群眾「擾亂威權秩序，破壞權貴安寧」。我也不肯定我們的付出會否得到合理回報，但今天若我們不栽種，肯定種子不會發芽長成大樹，也肯定後世必會質問我為社會做過甚麼。今日雖身陷牢獄，但我亦曾多次說過對任何人（包括判我入獄的法官）皆無怨恨，正如你說過「患難所生的忍耐」，若不帶恨怨，以善勝惡，品格將更成熟。
即使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越來越自高自大、權力越來越集中的專政統治，也要奮力爭取公義平等社會，消滅貧窮。甘地說：「貧窮是最大的暴力！」今日香港貧富懸殊嚴重，基層市民每日受暴力對待，正如今年《預算案》還富於富一樣，沒有政治權利的窮人總被排拒於財富再分配機制之外，這樣並非正義。所以，當終審法院引用《正義論》來為「公民抗命」釋義的時候，希望法官們及所有朋友都不要忽略羅爾斯（John Rawls）的核心思想，否則就是本末倒置了！
主內弟兄
銘 字
4.3.2018
赤柱監獄 書
（注：本欄每周由不同作者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