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讀余英時專訪，其中一句話深有同感，他認為香港已沒有政治的自主，但港人在思想、生活和文化上仍可保持自由，寄語我們要盡量躲開控制，不管用什麼方式，總之不要讓共產黨如願以償。
關鍵在一個「躲」字。
躲藏的意義，不是投降，是守護。躲藏並非指對世事不聞不問，而是指你面對現實的心態，應該像庖丁解牛，避開筋肉糾結的位置，「以無厚入有閒」，才能恢恢乎游刃有餘。據紀曉嵐說，李金梁──張子強級數的清朝大盜──曾披露怎樣判斷敵人的戰鬥力：「凡夜至人家，聞聲而嗽者，怯也，可攻也；聞聲而啟戶以待者，怯而示勇也，亦可攻也；寂然無聲，莫測動靜，此必勍敵，攻之，十恒七八敗。」以上心得不妨用一句口訣表示：虛張聲勢，多數好廢；呆若木雞，敵人冇計。
當然我們要區分木雞和豬。木雞，出自《莊子》（參見拙文〈一拳超人的秘密〉），對敵人沒反應，因為牠強大，不將敵人放在眼內；豬則從未看見敵人，更不知道會被宰。從某個角度看，木雞和豬是幸福的，最不幸是人，時時刻刻心驚膽戰。
余英時也說，港人不該對大學校長有期望，大意是：除非他們不做校長，否則一定要服從政府。這看法讓我想起李卓敏。七十年代，余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副校長，當然認識校長李卓敏。1974年大陸發動批孔運動，李卓敏居然害怕得把準備豎在中大校園的孔子銅像，漏夜藏入地庫。這件軼事，見於資深報人李勇在1975年寫的《萬人日報》專欄，現收錄於文集《台北．香港．紐約》。
書中還有篇〈恐共是一種精神病〉，說有些人怕共產黨怕得失常，如默片小生文逸民，病發時大叫「共產黨要來抓我」，不管高樓或水池，都不顧一切想跳下去，又有位從大陸逃出來的《明報》編輯，晚上不敢回家，因為一獨處室內，恍惚間就以為身在共黨控制的監獄，無法安寢。李勇這本已泛黃的舊書，紀錄了七十年代香港很多恐共媚共實況，2018年讀來，居然毫不過時，令人感慨。那時香港尚未「解放」，為什麼也有人媚共呢？李勇說他們其實是擔心香港「淪陷」，故未雨綢繆，事先討好中共，希望將來有一線生機。今天，最可怕的事已發生了廿年，香港還未有人衝上天台，叫一聲「鳴呀，點解係我」就跳落去，實在要畀啲掌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