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補選，泛民在九西大熱倒灶，一時間許多支持者不能接受，要找代罪羔羊來安慰自己，一時是掌心雷與沒有知識的公公婆婆，一時是民協。
然而，筆者愚見，泛民今次選舉潰敗或險勝，是因為多年來的政治路線採用德國政治神學家施米特的方略，政治就是區分敵我，從敵人來建立認同感，而非採用後來另一哲學家巴里巴爾提倡的公民性格政治的策略。
有報紙消息指出，今次姚松炎的競選策略重點是爭取本土派和自決派的選民，刻意和民協及民主黨的區議員保持距離，甚至馮檢基也未獲邀請為其站台。忽略了溫和民主派的動員，使得最後結果不佳。
這種區分固定的目標群眾來爭取選票，在比例代表制也許能輕鬆勝出，但是卻不利一對一的直選對決。區分敵我的確能保持自己的意識形態純潔，迅速鞏固自己的支持者，但是卻不能培育全民民主運動，結合力量和政府角力。
有人以為這種政治策略是起源於政見忽左忽右的黃毓民，其實不然。早在八九民運，泛民已經採用了區分敵我的政治策略。筆者曾求證於先驅社的區龍宇，他記述支聯會當時在六四後取消「三罷」，先驅社欲在會員大會派討論書引起討論，立即被當時的支聯會主流派以多數否決。及後先驅社在九十年代欲重振左翼的政治論述，都受到主流泛民冷待。
很明顯，泛民當時的策略是以樹立敵人（中共及左翼），以建立自己的政治盟友和支持選民（中產階級），及後本土派以「真香港人」來樹立敵人（老泛民、建制），以爭取年輕選民支持，其實是重複泛民的老路。但是政治討論的多元性和跨階層性，他們就棄如敝屣。
這也種下了今日的禍根。雖然建制派在選舉也是區分敵我為綱領，高舉「愛國愛港」大旗；但是因為功能組別已保證建制派在立法會過半，因此建制派只須在直選取得一定票數，削弱泛民即可。
而且，建制派在資源足夠下，在競選論述可以多路並攻，以動搖政治意識不足的選民投票。例如他們可以用街坊溫情來動員組織票；也可和深水埗明哥合照反映關心基層；也可和藝人合作吸引政治冷感的年輕人；也可宣傳祖國機遇、經濟繁榮，求穩定吸引中產支持。正如哲學家葛蘭西所言，建制派的文化霸權是跨越階級的並廣為接受，要取得大量支持非難事。
區分敵我致碎片化
相反，泛民遵從施米特路線，各自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區分敵我的鞏固支持者，而不是強調和而不同的政治多元路線，使得支持者互有心病，無法團結一致支持同一候選人。例如大中華主義和本土派不和、溫和和激進不和、中產和基層不和，加上互聯網的推波助瀾，使合作更加困難。
愚見認為，在這個困局下，泛民應該改弦更張，以巴里巴爾的公民性格政治為核心，團結所有人和政府周旋。巴里巴爾認為無論以種族（如本土派）或階級（如泛民強調的中產）作政治動員，最後都會導致政治運動得不到跨階層和廣泛支持，容易被分化。只有強調公民政治的性格，每一個成員自由而平等，在多元的討論下醒覺自己的權益被當權者剝奪，繼而組織起來向當權者討回權益，這個是廣泛和有共同願景的合作。
在香港的語境下，本土派、自決和傳統泛民應放下執着於身份認同的議題，除了傳統的地區組織工作外，亦應對市民作政治教育，喚醒他們了解自己的權益如何被政府剝奪，然後組成一個向政府討回權益的政治運動，這樣才能喚起最多的支持。
胡啟敢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