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的政治學系多以政治科學的牌頭行走江湖，希望借比較客觀研究現象的方法，將觀察分析者自身的意識形態抽離。當中，公共選擇學派可算是最直截了當，將政治現象解釋成利益分配的問題。梅斯奎塔（Bruno Mesquita）和史密斯（Alastair Smith）合著的《獨裁者手冊》（The Dictator's Handbook），是將這個概念普及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獨裁者手冊》的假設是，所有統治者，無論是獨裁國家抑或是民主社會，其實關心的不外乎兩件事：如何奪得權力以及如何保持權力。權力運作的原則，就是以利益換取支持，甚麼漂亮的意識形態口號都只是包裝，沒有實質意義。這個方法用來分析獨裁和極權國家，尤其簡單直接，亦可能是這個緣故，才出現《獨裁者手冊》這個題材。
中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連任限制，表面上是為了同中共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沒連任限制的職位形成「三位一體」。以現時的實況看來，安排是為習近平而設，但先例一開，往後又有甚麼影響呢？
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獨裁統治最大的弱點，在於繼任程序沒有規範。福山以俄羅斯為例，假想普京暴斃，出現的權力真空將令國家陷入紛亂。福山認為中共本來優於俄羅斯，在於過往的集體統治慣例當中，仍然有一定的權力繼承機制。雖然福山沒有將習近平和普京類比，但明眼人也聽得出弦外之音。
透過利益分配換取支持
關鍵問題是為何中共權力核心中的既得利益者願意讓習近平打破慣例，改變規則？從公共選擇學派的觀點分析，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寡人」，任何獨裁者也要依賴統治集團，透過利益分配來換取支持。要奪取權力，就要令既得利益者站在自己的一方，才有機會改變權力的分配。但與此同時，已經掌握權力的所謂獨裁者，統治重點就是要讓權力的爪牙知道，沒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由封建社會的分封制度，到今日的官僚式集權，這種政治平衡術的原則是不變的。
任何統治，都不會是一盤「蝕本生意」，只有獲得的利益大過付出的代價，統治才划算。問題是，當今中國經濟規模之大，令奪權者的誘因大增。就像福山的分析一樣，在龐大的利益誘惑之下，難以避免內在奪權者的冒起和挑戰。要令挑戰者的成本增加，統治難免會走向極權，也解釋了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所為何事。
對經濟結構相對簡單的發展中國家，利益往往來自於天然資源，統治者分配利益的方法更直接，也更易控制既得利益。但在一個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利益分配難免要由官僚體系的有形之手，進行高度干預，精細地瓜分市場。換言之，當今中共要鞏固分配利益的權力，既要避免市場的自由競爭，但同時又要維持高水平的經濟增長，確保權力集團的團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對國內外不斷宣傳全面計劃經濟神話。甚至可以大膽說，當今中共其實跟洋務運動的晚清一樣，深信可以單靠科技帶來經濟進步，從而維繫分配利益的獨裁權力。不過，古今中外沒有政權成功打破沒有競爭沒有進步的經濟鐵律，中共又憑甚麼可以創造史上能人所不能的奇蹟？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