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出國留學的年齡，母親問我決定去那裏？一向對繪畫有濃厚興趣的我，當然要求去巴黎，媽媽一聽直搖頭：「不行，不行，你那麼愛喝酒，去了一定變成酒鬼！」
不去就不去，那麼去日本吧，我說。當年日本電影中，出現的石原裕次郎和小林旭片的銀座，燈光最燦爛，令人嚮往！
好，家母說：「至少日本人也吃白飯，你去那裏，我放心。」
嘻嘻嘻嘻，她沒有想到的是米也能釀造，有種叫清酒的東西。
來到東京，每天躲在戲院中，把《紅之翼》看了又看，至少看過一百遍，日文，順理成章地流利起來。一面唸書，一面工作，當了邵氏公司的駐日本代表，主要工作是買電影版權，配上中文，在東南亞上映，我選的座頭市片集，賣個滿堂紅。
日本人有款待生意對向的傳統，我雖然是一個年輕小子，但買的片子越來越多，日本五大公司和外國部長，甚至他們的老闆，像松竹的城戶先生，大映的永田先生都很喜歡我，常請我吃飯，對日本料理的認識，從此培養。東映公司旁邊的次郎壽司，更是家常便飯。
那是電影的黃金時代，觀眾對新戲有永不滿足的需求。製作費變成不是第一件要考慮的事，香港電影的劇本，一遇到有下雪的場面，就跑到日本來拍外景，工作上一切的安排，由我負責，結交了許多優秀的工作人員。
當年要求的是量，而不是質，香港電影一般要六七十個工作天才能完成，我就向邵逸夫先生提出，不如整部戲來日本拍，這裏平均的速度是二十個工作天。我們開始由香港派來三四個主角，其他都用日本人完成，結果拍了多部香港片。
在日本這麼一住，就住了八年。離開後我前後當任邵氏的製片經理、嘉禾的製作副總裁。電影之外，我也開始在報紙上寫專欄，以我的旅行和飲食及喝酒為主題，這些每天的專欄，也聚集成書，幾十年下來，一共出版了兩百本以上。
賣成龍電影的版權，和富士電視結上緣份，間中也由我監製，和富士合作了《孔雀王》等片子。
富士電視請了香港的樂隊Beyond上節目時，發生了意外，主唱的黃家駒由舞台跌落死亡，富士很負責地來香港替他安排葬禮，他們人生地不熟，一切善後事也都拜託了我去辦。
後來富士拍《料理的鐵人》香港篇，也請我去當評審。我一向有什麼說什麼，不太有顧忌，在日本人看來是較為特別，也給了我一個「辛口」的綽號，得到觀眾的讚許。什麼時候，實話變成辛口？也是好笑的事。
之後一些重頭的比賽，像從外國請來名廚時，也特地把我從香港飛去當評審，因此結交了許多飲食界的朋友，當大家知道我不拍電影，轉成舉辦美食旅行團時，也給了我很多的協助。
間中我也主持過香港的美食節目，到世界各地去，拍得最多的，還是日本，因為我對日本最為熟悉。記得早期的北海道，是日本人在夏天才去的。冬天大雪，他們看慣了，也就不感興趣。
我的電視節目，第一個去的就是雪中的北海道，找到淀山溪的一個大露天溫泉，雖然不是男女共浴，但為了節目好看，和一群美女去浸，結果大受觀眾歡迎，國泰航空公司本來停止直飛的航線也恢復了，從此變為中國人最喜愛的觀光地之一。
從此開發了岡山縣的吃水蜜桃，山形縣的清酒、福井縣的螃蟹、新潟的新米等等旅行團，吃的住的都是第一流的，結識的朋友也越來越多，他們都知道我也出版過著作，但從來沒有機會看過。
前年，我接到通知，我日本辦公事的秘書市川榮因病逝世。她是一位很愛看書的人，尤其是散文作家的書，而我寫的亦是那些隨筆，為什麼於她在世時，沒有機會讓她看一看？
還有一位好朋友羽仁未央也走了，她一直向我提起應該把我的書翻譯成日文出版。這令我下了決心，當認識多年的角川書店老闆角川歷彥來港時，我向他提出這個願望，角川先生和我吃飯時我常說一些我旅行中的趣事給他聽，弄得他哈哈大笑，所以對我的文章有一定的信心。他一聽即刻叫好，說書名就叫《給我的日本朋友》好了。接着來的問題是由誰來翻譯，我一想就想到新井一二三。
日本人之中，能講流利的中國話的很多，但是能寫的，就少之又少了。新井一二三本身就是一位很優秀的作家，出版過多本日文書，以中文寫作的更多，當今在大陸和台灣都有名氣，這工作交給她最為恰當。我告訴她，請她在翻譯時做大刀闊斧的修改和潤色，這才是翻譯的精髓。
另一位很重要的，是我在留學時結交村岡久美子，她是位長居法國的詩人，最近驚聞她的記憶力衰退。在這本書出版時，我將親自拿一本到她當今寄居的休養院給她一讀，希望她能記得起我這個老友。
謝謝各位的閱讀，我的書能夠輕輕鬆鬆地看完。在中文的出版界中，從不屬於正經和嚴肅的書籍。有記者問我怎麼歸類，我笑着說：「上洗手間時，剛好一次看一篇，如果吃了泰國的辛辣料理，就看兩篇，叫為廁所文學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