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會自己生財，公共財政的每一分一毫，基本上就是慷他人之慨。雖然說慷他人之慨，是容易不過的事，但已故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曾經講過：「社會主義的最大問題，就是終有一天我們會花光別人的錢。」
所以，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要知道甚麼是政府的份內事，甚麼應該留給公民社會和市場。這種精神，你叫它做「積極不干預」又得，叫「小政府大市場」也可，甚至像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所創的「小政府大社會」都沒有問題；最重要是知分寸，也知道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
有人說，理財難言甚麼哲學，因為分配資源只是簡單的政治權宜；其實這句說話，本身就反映了某種價值觀。假如認定了政府的存在是為了分配資源，討論就會圍繞在盈餘應該怎樣派。有人認為人人有份最公平，行政成本也不高，甚至有更大的乘數效應。當然，也有人會質疑沒有交稅的人為何會有「派彩」。
「通派」和「回水」兩派不同的觀點，很難有共識。十年前已經有人嘗試將「通派」混淆成「回水」，更將減少政府盈餘講成是限制政府膨脹最直接的方法；不過，以派錢爭取左右逢源的名右實左策略，似乎並沒有幫某人贏到議席。但此一時也彼一時，十年間要求政府「通派」之聲不絕，只不過梁振英任內實在太多矛盾，讓曾俊華避開了不少直面衝突，在噪音當中「通派」的訴求才相對地失色。
需為人口高齡化作考慮
今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事先張揚，說不會派錢。事實上，除了「通派」和「回水」的對立以外，也會有人說，政府不但要照顧當前香港人的需要，也要考慮未來的各種挑戰。換句話說，「今天的我」和「明天的我」也在爭奪資源。在這個問題上，社會的共識似乎更明顯。畢竟，我們正處身於人類文明發展得最快的日子；五年、十年後，許多我們熟悉的工作或許已被人工智能取代。
人口高齡化，也是另一個社會轉變。先別誤會，我不是說高齡人口對社會一定是負累。只不過，社會不少軟件和硬件的建設，特別是學校，在最初規劃時都假設了一定的人口比例。當社會急速高齡化，這些軟硬件的重新配置不但需要時間，更需要資源。
本來，要是由公民社會和市場去進行調節和重置，所花的資源和時間都會更少。不過，香港的各種醫療社福民教等服務，早在上世紀70年代被收編入政府建制。當前要面對的各種供應側改革（Supple-side Reform），將會是香港公共行政的一大挑戰。
以我個人的觀察，今屆政府甚重視如何藉市場和民間力量，去推進各種醫療社福民教的公共服務。但我也可以大膽講，真正改革不可能單靠增加撥款，又或者提供免費會址等，就可以達到效果；香港實在有太多希望向政府伸手要「着數」的尋租者，不事生產之餘更阻礙其他顛覆性創新的發展。相信在政府和建制當中的人，會比我更清楚這些尋租者是甚麼人。
無錯，目前這個政府的確不缺錢，但明顯許多問題，已經不是再花多點錢便解決得到。再者，要是「窮得只剩低錢」地將所有問題都當作一個銀碼，到財政危機出現的時候，恐怕將萬劫不復。香港最需要是連串供應側改革，而不是流於傳統口號式的減稅和藏富於民。公共理財或許不是哲學，但如何有將窒礙價值釋放的障礙解禁，促進公民社會和市場將解決各種挑戰變成可持續的經濟活動，就肯定是公共管理的哲學。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