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說饒宗頤學有大成，端賴香港這前英殖民地庇蔭。既對，也不對。饒先生有今日成就，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方，遇上對的人，早一步晚一步，都會分裂出另一個人生。
日本侵華，中斷了饒先生在中山大學通志館的纂修工作，中大要搬到澂江，他就取道香港到雲南去。這是他第一次來港，本來只是過客，但途中生了場大病，親戚勸他留下來，雲南之行就作罷了。這場病也確實來得合時，假如他順利抵滇，終其一生，大概只能做個平凡的大學中文系教師，而不會有今日的成就。當其時，饒先生廿歲出頭，在香港機緣巧合認識了王雲五和葉恭綽。他協助王雲五編寫辭典，讀了海量經史百家典籍；葉恭綽找他幫忙編《全清詞鈔》，饒得以看到很多葉老珍藏的詞集，全賴這個工作機會，在詞學打下深厚基礎，他日後才寫得出《詞集考》。
第二次來港是在1949年，香港商人方繼仁是他的學生，對老師百般照料，有次饒宗頤跟他談起敦煌研究，方就一擲四千多港元，購買一套英國的微縮膠片，令饒可掌握敦煌學的前沿資料。當時除日本人外，饒宗頤就是遠東唯一擁有這套膠片的人。六十年代，饒先生結識了印度駐香港領事館秘書白春暉（V. V. Paranjpe），白是正宗婆羅門，其父是《吠陀》教授，白當然精通梵文。饒白二人於是交換知識，饒教《說文》，白教梵語，一周兩次，彼此一小時，饒就這樣學懂梵文，其後更赴印度研究。
人生就是這樣：你身處之地是張白紙，遇到的人都是一個一個的點，而命運的圖案，就是點與點那些縱橫交錯的相連。即使人在香港，若沒有遇上王雲五、葉恭綽、方繼仁和白春暉，饒宗頤也不可能是現在的饒宗頤。一個人成就如何，固然取決於天賦和性格，但運氣也是關鍵。
我不敢說，是香港成全了一位大學者──有些老輩學者不喜歡香港，如陳寅恪在港大時就寫信跟友人說，住港「別有一種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覺，即無人可談無書可讀」──我只覺得饒公氣質，恰巧跟香港精神（genius loci）契合。什麼香港精神？饒公把香港比作建安年間的荊州（荊州是各方人才的避難所，造就了以宋忠、司馬徽為中心的文化圈子），而香港的最大特色，用他的話來說，在於它「是一個破了model的地方」（見《饒宗頤學述》），讓人可擺脫藩籬，自由發揮天性才能。但現在還有人敢說香港該「打破model」嗎？無論教育、政治甚或思想上，今天處處都是框架，大家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們這代人，只聽過提倡刻苦的「獅子山精神」，至於更高層次的「荊州精神」，隨着智慧老人的仙逝，也許不會再有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