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饒北季，兩位大師，天上重聚。
細看前人憶述饒公的生平，發現「香港」和大師的緣份非淺，饒公多次說，「是香港成就了我」。
一個在今天共產黨口中好像毫無地位、沒有高鐵便被邊緣化的香港，卻是造就了今天共產黨極為重視尊崇的國學大師。這應該是一種諷刺。
饒公曾說，「是香港造就了我，使我得以接通世界學術界的窗口。」香港的自由氣氛，成為許多中國人的避難天堂。饒公當年是為逃避日軍鐵騎的戰禍避難到香港，後來也經歷了一個歷史抉擇時刻。
1943年，饒公應聘前往廣西桂林任教，當時他已回到內地。1949年，饒公作為《潮州志》的主要負責人，為了書本的編務工作而再次來到香港。理論上，他的編務工作完結，便應該回到中國內地。但《潮州志》的主要贊助人方繼仁卻力勸饒公留在香港，原因便是「國內局勢」，饒公聽從意見，在香港定居，也就改變了他的一生。
如果饒公和許多「建設新中國」的青年志士一樣，跑回國內支援，只怕早就被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輾斃。或許也會像和他齊名的季羡林一般，蹲牛棚反思。命運弄人，胡適選擇赴台，陳寅恪卻留在大陸，也就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饒公選擇留在香港治學，也接通了世界的學術窗口。
香港又是如何提供了學術自由的保障？我引述歷史學者余英時教授的一段說話。「香港為中西文化的溝通提供了最理想的地點。香港是殖民地，但法律制度相當健全，學術自由得到確實保障。香港雖然日常生活頗為『西化』，卻懂得尊重古老中國文化傳統。」
今天國學大師辭世，最令人傷感的是，孕育國學大師的基地，香港的法治、學術自由的珍貴支柱，還剩幾多斷牆殘壁？是否也悄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