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陷歲月】
1941年12月8日至25日，香港軍民投入一場強弱懸殊的香港保衞戰，聖誕節下午港督楊慕琦宣佈投降。戰爭距今76年，但是香港的歷史教科書對此着墨不多。《蘋果》與民間團體城市日記（Urban Diary）合作報道，透過歷史學者的研究，及生於赤柱拘留營的生還者回憶，重溫這段香港走過的黑暗歲月。
撰文：黎穎詩@Urban Diary
協力：黃翠儀
75歲的George Cautherley，1942年9月2日生於赤柱拘留營。父親G.H. Cautherley戰前是匯豐銀行高級職員；母親原有機會逃過戰火，但她留在丈夫身邊，拒絕1940年7月隨3,000名英籍婦孺送往澳洲的安排。戰爭使這對住在山頂的年輕夫婦財物盡失。香港重光後，政府分批把僑民送回英國，George身上的冬天衣物是英國救濟組織送贈。
「他們在柯士甸山道的房子，因為進入了英軍的射擊路線，被英軍炸毀了。幸好當時他們不在屋內。母親是志願護士，在寶雲道的軍方醫院照顧傷兵；父親在銀行工作，那18天父親都住在銀行。」George近年重遇當年的鄰居，才知軍方當時只給大廈住客7分鐘時間撤離。鄰居當時是個小女孩，由保母照顧，花了兩天才找到女孩的母親一家團聚。世事充滿巧合，George父母舊居所在地，現時是日本駐港總領事官邸。
小孩營內上學 有主日崇拜
日據時期，日軍把同盟國的歐籍平民送往赤柱拘留，範圍包括聖士提反書院、赤柱監獄的空地和員工宿舍。營內環境擠迫，由食物至藥物都極為短缺。「我們住在空氣流通的走廊，父母用窗簾圍了個空間。那裏有兩張床，他們一張、我一張。母親變賣所有帶入營的珠寶首飾，在黑市買食物給我。」
George在拘留營出生後，貧血的母親需輸血，醫生也不肯定能否醫好她。母親仍未恢復健康時，營內的婦女便輪流照顧他。年幼的George在營內患過兩次痢疾，母親也染過瘧疾。
在戰火下倖存，失去財富及面對惡劣的環境，要調節心態，讓自己與家人能在見不到光明下繼續生存。George強調心理狀態的重要性，就像其父母努力在黑暗的日子正常地生活。
營內有自己的管治組織，盡量使營內自給自足。醫生繼續治病，年紀稍大的小孩繼續上學。每周有主日崇拜，亦有音樂、歌唱、戲劇表演。每逢聖誕他們會發揮創意，用僅有的食物做大餐。George父親在營內學德文。「我現在都不明白為甚麼他會學德文，學敵國的言語。」George笑着說。
英人自設組織 簽發出世紙
他在拘留營出生，拘留營就是他的世界，他的童年很快樂。「偶爾我會跟朋友說，我的床有很多蚤子，我們就比賽誰的床蚤子多。戰後回到英國，母親非常擔心我的健康，帶我去看醫生。診斷結果是我除了偏瘦，身心都健康。」
拘留營有51個孩子出生，每人有三張出世紙：第一張由日軍簽發，出生日期以日皇年號標示；第二張由營內英國人自行組成的行政機關簽發；第三張是戰後由港府發出的出生證明。英國人在營內的行政機關存有文件，記錄營內16歲以下人士的資料，包括營內的住處和出生日期。
「我最喜歡營內英國人發的出世紙，字都是手寫的，字體秀麗優雅。究竟是誰的字？我想，寫這張出生紙的人，戰前應是負責發出世紙。」George仍跟不少拘留營倖存者和戰士後人聯絡，交換消息，互補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