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低卻需要好大勇氣。」見到鄭若驊落得如此田地，我竟然想到了董建華的這句話，也想到了那個時空的一些往事。話說當年的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立法會議員的助理，亦有幸地（或者是不幸地）在非常近距離，見證了特區史上首個立法會對高級官員的不信任動議。
當年對梁愛詩的不信任動議，由法律界的吳靄儀議員提出，我依稀記得，那次不信任動議是有可能通過的，關鍵在於工商界會否有人願意支持議案。
「建制派又點會唔聽阿爺支笛呀，儍佬。」尤其是比較年輕一輩的，應該會這樣想吧。
此一時也彼一時，記憶中廿年前的香港，雖然已經有民主派，但仍然未有建制派這個標籤。就算是廣義上來講，所謂的建制也有分藍和紅，即是工商專業界別，以及民建聯和工聯會等親中組織。當時雖然已經改旗易幟，但是政治和社會脈絡，仍然維繫着過渡期的結構。
請容許我大膽講，當年在立法會裏工商專業界別的代表，立場是更加貼近所謂的業界，不似今天的建制派那樣，有時要兼顧建制派的身份，而作出必要的取捨。話說，當年就是否要支持吳靄儀的動議，工商界的確存在分歧，但是我見到當年工商專業精英的主流觀點是：「假如可以因為一個人而放棄香港的法治，還成何體統？」
由提出動議到辯論的日子，是排山倒海的游說和輿論。依我片面的觀察，特區政府的其他官員有參與游說，但不算得非常積極，反而當時在隱隱約約間，有來自北方的聲音，間接地向香港政經界重要人物曉以大義。
順帶一提，新華社香港分社要在2000年1月才正式改組成中聯辦。雖然當年主流輿論認為只是改個招牌。但歷史客觀事實反映，中央每次對港的人事和組織變動，都幾乎意味着加緊對香港的影響和控制，無一例外。
梁愛詩不信任動議事件其中一段小插曲，就是我當年的老闆夏佳理在講完「今天沒有贏家，最大的輸家是香港」，然後瀟灑地離場。在那一役之後，他淡出了議會政治，專心其他公職。回想起來，他是極少數一早看穿熱廚房不宜久留的智者。
重提舊事，因為我覺得，在某方面來說，梁愛詩和鄭若驊的處境值得相提並論。當年不信任動議後，梁愛詩雖然留在政府，但已經沒有政治能量和公信力，去推動極具爭議的廿三條立法，結果由另一個人為國家作出了事業上的犧牲。
至於鄭若驊，雖然未知道是否要處理廿三條立法，但肯定要推一地兩檢。有不少網民覺得既然麥齊光都可以下台，為甚麼鄭若驊不可以。可是，在今天香港以權力為大前提的中式政治邏輯之下，一地兩檢是既定事實，廿三條立法亦如是。至於對鄭若驊的不信任動議，有理由相信其實這個位置和以上的各種任務，由誰去做，可能已經不重要。但是當年對梁愛詩的不信任動議也未能通過，我見不到對鄭若驊的不信任動議有通過的機會。
李兆富
公共政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