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說僭建風波，鄭若驊前天出席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講辭，已預示她有可能創造一個使港人懷念強國猿的局面。
潘太鄭若驊在演辭中說，由於無法預料日後可能出現的種種具體情況，「《基本法》擬就方式的智慧，在於其內在的靈活通變：既保留須予恪守的基本原則，又能與時並進」。
《基本法》規定除國防、外交外，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這應該是須予恪守的基本原則了吧，但一個「靈活通變」，就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而通變出《基本法》不存在的中央「全面管治權」。《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普通法，第18條規定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都「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這也是很基本的原則吧，也由「靈活通變」而變為在西九高鐵區實施全國性法律「並不違《基本法》」矣。按《基本法》所定，在香港縱有憲制地位卻無行政權的全國人大，忽按政治需要而「靈活通變」為「一言九鼎」。我們可以設想，在鄭若驊司長主持下，23條立法及香港市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示威的自由，都會靈活通變到與共產中國保持一致。
《基本法》制訂時，當然沒有預料到日後出現的種種情況，包括有高鐵。但法治原則是「法的統治」，即法律是至高無上的，無論出現甚麼情況，都只能依照法律的規定去做，「通變」只能在不違背法律條文的情況下通變，而不能把「不在香港實施」的法律通變為「可以在香港實施」。
法律的穩定性和確當性，是一個社會的穩固磐石。英國管治香港一百多年，都不會「與時並進」地將管治權伸進三不管、藏污納垢的九龍城寨，就基於不得通變的合約精神。首席法官馬道立在同一個年度典禮上說：普通法的特徵，在於「確保法律的可肯定性，即類似的法律情況會以類似的方式處理。這不僅為商業交易帶來確切性，亦可使普羅大眾在可肯定的基礎上進行日常事務」。這種確切性和肯定性，與鄭若驊的「靈活通變」「與時並進」正相反。
《基本法》是一個確立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憲政條文。對這個最高法律條文本身，沒有「靈活通變」和「與時並進」的餘地。當社會出現新情況，是要行政立法機關在不違反憲政條文的情況下，採取適應憲政的立法措施，是行政立法的「靈活通變」，而不是違背或扭曲憲政條文，對《基本法》的「靈活通變」。法治精神在於憲制條文的穩固不移，而行政立法則可以「與時並進」。
《基本法》的「靈活通變」「與時並進」絕不是鄭若驊所說的甚麼「智慧」，而是人治凌駕法治的狡獪與無賴。
北京近月來驅趕低端人口、拆招牌、煤改氣的突然而來，又攸然而止，是「靈活通變」「與時並進」讓人民無所適從的示範。大陸老百姓說：共產黨，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鄭若驊既讚賞當然也將在香港奉行中共的這種「月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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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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